效忠“规则”/周倍良(5)
其次，这是不是法官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法律、运用法律的行为呢？根据上位法统率下位法的原则，居于民事生活统领的《民法通则》当然是各民事法律的上位原则，即各下位法均不得违反或规避《民法通则》的规定和原则。在本案中，法院适用《民通》第七条原则规范黄某的遗赠行为，似乎是合情合理。但给人的感觉的“杀鸡用了牛刀”。同时，这种法律解释是否在一般民众的合理预料范围之内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否认法官具有解释法律、运用法律的权力。但这个权力是有充分的限制的。正如卡多佐法官说的那样“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他们的确有权在空白之处立法，但那里常常没有空白。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荒芜地带，而不愿看一看那些早已播种且硕果累累的土地，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全景图。”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作为英美法系的法官们解释、创造法律也是一件多么困难、危险的事。它要本身合法，它又需要合情合理。综合起来，要对现行法律作出“独特”的解释，至少需要符合这几个条件：一是，存在法律适用的漏洞，即没有现行的法律适用要判决的案件。比如说1889年著名的Riggs v. Palmer 案就是一个例子。在一起涉及遗嘱继承的案件——遗嘱继承人杀害了被继承人，他是否仍然可以合法继承遗产？当时的法律中并无任何明确的禁止或限制，缺少作出否定性判决的形式推理的必要前提。然而，法官通过论理解释和实质推理认为，允许其继承遗产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因为任何人都不应从其犯罪行为中获益，否则就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由此案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律规则：杀害被继承人的人应当被剥夺继承权，此后，这一规则为世界各国的继承法所确认。二是，对法律的解释必须合情合理，不超出一般民众对此的合理预料。如果一项解释的作出给人的感觉有如天外来客，很显然这种解释违背了法制精神，是失败的。
结合上述要求，我们再来看看，法院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情合理。首先，本案中，并不存在法律漏洞的问题。或许有些人认为，针对黄张两人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并没有就该行为规定相应规定，即一方配偶将财产遗赠给“第三者”是否非法。我认为这完全是“门外汉”的说法，前面已经论述，法律所要规范的并不是道德。道德范围的自然应属于社会道德去规范。本案中，黄学宾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第三者”，完全是自己的权利，法律对此并没有什么限制。并且公民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其本身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自由。又对于一个遗嘱是否有效、遗赠行为是否合法，我国《继承法》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这在前面的论述中也论证了黄某的行为不违法。故认为本案存在法律漏洞问题，而需要法官解释、运用法律的观点站不住脚。其次，法院是一个普通的遗产纠纷案中，搬出《民法通则》第七条基本原则的规定，多少给人突然和意外的感觉。因为，就本案而言，只是一个标的几万元、案情简单清楚的普通诉讼案，又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官并不经常解释法律，而现在，面对这样一个普通案件，法官们突然抛出一个创意，让人史料不及，超出了人们的合理预想范围。又我国《继承法》对此问题作有明确的规定，法官们弃而不用，而搬出上位法中的一项抽象原则，好比“杀鸡用牛刀”。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所有的判决中，都会如此运用法律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真是令人“刺激”。最后，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一个问题，在特别法和普通法都同时适用时，很显然应该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在本案中，既然是一个普通的继承案件，《继承法》又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不适用其规定，而要舍近求远搬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呢？这显然是不合理和违反常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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