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侦查的公正与效率目标/毛立新(5)
（二）推进刑侦情报信息和刑事技术建设，逐步实现侦查模式的创新与转换
一是加强刑侦信息化建设，强化“由人到案”的刑事侦查模式。在坚持“由案到人”侦查模式为主导的同时，为增强打击犯罪的主动性，提高侦查效率,有必要通过加强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工作，强化“由人到案”的刑事侦查方式。“由人到案”的基础是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因此，刑事侦查部门必须在最大范围内搜集、占有各类刑事犯罪信息资料，通过科学、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要组建专门的情报信息分析队伍，从纷繁复杂的信息情报中分析、提炼出有价值的犯罪线索，指导一线部门开展侦查;要强化经营意识，围绕犯罪嫌疑人，利用各种侦查手段，全面收集证据，适时破案。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预谋犯罪、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没有明确犯罪现场或者具体受害人的案件，应主动进攻，开展“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二是大力发展刑事物证技术，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侦查模式。为遏制侦查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根除口供主义的影响，必须摒弃“由供到证”为主导的侦查模式，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新型侦查模式。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时代，面对新形势，侦查机关必须更新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v]未来一个时期，侦查机关要继续加大投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逐步将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同时加强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DNA数据库等项目，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三）改革侦查程序立法，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以强大的职权，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各种人身强制措施，有权自行采取各种强制性侦查行为。刑事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侦查机关的自律，而缺乏外在的有力监督。这种侦查程序，具有浓厚的纠问式色彩，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式庭审模式严重不协调，同时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是司法实践中各种侦查违法现象的制度根源。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和重造，以强化监督制约，实现侦查程序的法治化、诉讼化。
一是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检察机关在加强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事后监督工作的同时，要重点加强对侦查行为、强制措施的动态监督，逐步起建立起检察引导、指挥侦查的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2年6月出台了《关于引导刑事侦查取证工作试行办法（讨论稿）》，尝试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但是，从这个讨论稿内容看，过于强调刑事侦查中的协作配合，而没有赋予检察官引导、监督侦查的必要权力。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赋予检察官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阅侦查案卷、对重大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的把关审核权等。同时，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不服从指导、监督的刑事警察的处罚权，包括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警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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