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关于企业公民的对话/杨涛(2)
杨涛：“企业公民”行为首先应当是法律范畴，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强化对员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对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提供公平的交易机会等等的“企业公民”行为，事实也是法律所规范的。当然也有许多“企业公民”行为，诸如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这些可以说是属于道德范畴。
记者：“企业公民”的核心是“承担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最大化赢利”和“承担社会责任”二者本身是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杨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时间来看，可能存在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影响企业赢利，然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如果只关注利润，不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胡星斗：所以，我不赞成使用“企业公民”一词，应当使用“公民企业”一词。片面地强调“最大化赢利”必然与承担社会责任发生冲突。“公民企业”的核心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利益最佳化。注意，我使用的是利益最佳化一词，而不是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在社会责任、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利益最佳化本身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生产了优良商品、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
某些企业的公民意识严重缺失
记者：您认为现阶段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什么状况？是很普遍，还是极少？
杨涛：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极少的，不过，这种状况也开始在改变，一些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正在起着榜样的作用。
盛大林：绝大多数企业意识不到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胡星斗：我国目前极少有“公民企业”，这与中国的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公共精神不发达、公共道德沉沦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一个企业大致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纯粹挣钱、追求规模与“企业公民”时期。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第一阶段，一部分企业进入第二阶段。基于此观点，您认为，就目前而言，呼吁我国普及“企业公民”意识，是否超前？
胡星斗：他的三阶段说基本上是准确的。第二阶段应为追求控制力阶段，包括追求规模、权利和控制力的扩大。中国的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前两阶段。但并不能说呼吁建立公民企业就超前了，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目标指引，健康的发展更需要优秀的企业。
杨涛：的确，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发展的不充分，给我们普及“企业公民”意识带来阻碍，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的环境下，在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分化等等背景下，我们不能等到企业发展充分了再去提“企业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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