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关于企业公民的对话/杨涛(3)
记者：我国为什么缺失本土“企业公民”？
胡星斗：我国缺少“公民企业”，一是企业发展还没有进入高的境界和阶段，二是社会公民意识不发达，公共精神缺乏，道德沉沦。
杨涛：一方面的确跟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企业经济实力普遍不够强有关；另一方面，跟企业家本身的人文关怀素质不够以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且参与公众事务决策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有相当关系。强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对企业的制约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企业在多方博弈中自觉履行“企业公民”行为。在西方，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环保组织等组织对企业形成制衡，对“企业公民”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今年5月10日，在“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九大环境违法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受《环境法》制约，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也高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守法吃亏”使一些企业形成“宁可受罚也不愿治污”的行为习惯。正如一家企业负责人所说：“我们宁可继续生产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继续受罚，反正环保罚款的钱远远不如停业整顿的损失和环保设备的购置维护费多。”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胡星斗：是呀，法制、制度不完善，也是“公民企业”缺少的原因之一。必须完善制度和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和惩处力度才行。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考核企业的标准往往是企业经济规模，是经济增长点，是税收。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不惜牺牲环境，招商引资时降低门槛，新建项目时擅开“绿灯”。对于企业的问题（比如矿难、污染等），地方政府往往是压着、捂着，生怕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您如何评价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
胡星斗：某些不正确的政绩制度确实成为企业“不公民”的原因和保护伞。所以说，完善制度，确立法治，建立能够代表矿工、农民工和广大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制约老板、地方政府的错误行为，也是关键。
杨涛：企业本应尽的社会责任被政府所掩饰，企业就没有动力从事“企业公民”行为，这样可能带来一时经济增长，企业却无法做强做大，而且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后果。
企业需要“人文意识”
记者：企业的“公民”意识不强，会产生什么后果？
杨涛：企业如果只顾追求赢利最大化，而没有“公民”意识，长此以往，环境污染严重，企业内部劳资对立，企业与弱势群体对立，企业外部生存环境恶化，企业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也将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企业没有“企业公民”意识，企业的经营行为发展下去可能是与社会环境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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