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反对刑讯/毛立新

为什么必须反对刑讯/毛立新
为什么必须反对刑讯

毛立新

近来，随着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大白于天下，刑讯逼供——这一制造冤案的元凶，再次受到人们的广泛声讨。

如果这时我来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反对刑讯？大家一定觉得不可思议。难到这还是个问题吗？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刑讯逼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是一种野蛮的、不文明的办案方法，它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为广大群众所痛恨。所以，要坚决反对刑讯逼供！

看起来，道理确实十分浅明，理由也不算不充分。但大家想过没有：既然道理如此明白，为什么刑讯逼供至今屡禁不止，甚至仍被一些执法部门奉为破案法宝呢？

对此，专家学者们又有种种剖析，如执法机关破案压力太大，办案人员素质不高，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完善，缺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和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执法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等等。由此，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与建议。

看起来，病因已指明，药方已开出，似乎问题不难解决了。但笔者对此毫不乐观。因为，在许多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中间，上述反对刑讯的理由并没有说服他们。比如，你说刑讯逼供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会说：实际上，刑讯逼供并不必然导致冤假错案，只要办案人员注意一下刑讯的方式，避免用刑过度和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破案、又不出问题；你说犯罪嫌疑人并非一定是坏蛋，应按“无罪推定”将其视为好人，并保护其诉讼权利，他会说：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最后是判了刑的，因而应当说被抓的绝大多数是坏人，被冤枉的只是极少数人，总不能因为极少数人而影响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吧。

这种论调不是作者杜撰，而是在一些执法实务部门普遍存在，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刑讯逼供有用论、合理论、难免论等。这种调子看似一种“实事求是”之论，但详究起来，实质上十分荒谬和有害。

究其根源，它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不衰的功利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对社会主义集体原则的过分强调，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融会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

它打着“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旗号，主张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权利微不足道，必要时应牺牲个人权利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了实现国家、集体、社会利益，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过程、不计代价。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结果，轻程序正义；重快速破案，轻依法办案。

从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出发，刑讯逼供自然有其有用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它确实是有助于侦查破案的，从而也是有助于实现国家、社会利益的，即便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牺牲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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