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几点追问/毛立新

对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几点追问/毛立新
对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几点追问

毛立新

　　曾参与办理佘祥林一案的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民警潘余均，于5月25日在武汉市黄陂区自缢身亡，死前留下"我冤枉"三字血书（见新京报5月26日、28日、29日）。惊闻此讯，笔者痛心不已。佘祥林受冤固然令人同情，媒体和舆论对办案民警痛加指责也无可厚非。但现在，面对一个42岁人民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就能坦然接受吗？为了那个同样有着妻子、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为了那些仍战斗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第一线，日日夜夜流血流汗而又默默无语的警察兄弟，我要为潘余均鸣冤！
　　佘祥林冤案的造成，警察固然难辞其咎，但把帐都算到警察头上，却是违背事实、显失公正。大家知道，我国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公检法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办错了案、抓错了人，固然关系重大。但从诉讼理论上讲，公安机关的结论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是否真实可信，还要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检验，接受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层层审查与审理。试问：如果说侦查弄错了是警察的责任，但案件起诉错了、判决错了，能说都是警察的错吗？
　　事实上，此案在起诉和审判过程，检察院、法院都发现了诸多疑点，但又有谁做到了尽职负责、依法处理呢？湖北省高院在二审中发现存在"五大疑点"，但为什么不按照"罪疑从无"原则宣判佘祥林无罪？试想，如果当时宣判无罪，而不是发回重审，又何来后来的错误判决，何来佘祥林11年冤狱生涯？对此，湖北省高院不仅不加反省，还一度作为经验加以宣扬，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还有京山县法院、荆州市中院，为了确保佘祥林受到有罪处理，竟然违法改变管辖，并在证据并不确凿、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有罪判决，其过错比之于警察谁更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非想指责法官、检察官，更不是想为警察推卸责任。而是想说明，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并非是哪个人、那个职业群体的单独过错。正如许多法学家早就指出的，佘祥林一案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司法的观念之弊、体制之弊、制度之弊，更大一点说是政治制度之弊。作为个人，每个参与办案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只是中国司法这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上的几个零件，在既定的运行轨道上，他们又有多少选择？换句话说，即便换成你我，难道就能保证此案不办错？设想一下，面对层层加码的"限期破案""命案必破"，面对上级领导批示和政法委的协调定案，面对受害家属的联名上访，面对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不管换成谁，又能保持多少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抉择？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