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官助理制度对我国民事审前程序构建的积极意义——以诉讼效率为价值指引/何惠生(3)
（三）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首次提出并尝试建构我国现代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立法性文件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关于做好庭前必要准备，及时开庭审理问题”部分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审前准备程序的一些具体工作，并明确规定“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 这实际上是对以往审前准备程序的一项突破。但该《规定》没有涉及整理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当事人举证时限等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改革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并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内涵。但从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于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从证据的角度加以规范的，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且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故尚未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系统，客观上制约了该程序效率的发挥。
而在司法实务中，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发展也经历了以下三个不同阶段：1）滥用审前程序，将审判重心定于准备阶段，案件审理形成“先定后审”的局面，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2）为避免庭审形式化和法官先入为主的弊端，取消审前必要的准备，强调“一步到庭”的做法，但却引发了多次开庭、重复调查等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3）重新审视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价值，并统一予以规范，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对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角度，总的趋势是条文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可操作行逐渐增强，体现了贯穿“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趋势性倾向，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奠定了基础。
但与美国等具有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的国家相比，我国在该程序的设置和适用上仍存在许多不足，如：1）对审前准备程序在整个诉讼中的定位还不够确切，立法仍然不够完备；2）在追求价值目标上，强调查明案件事实，追求实体公正，而弱化了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3）在法院与当事人诉讼权利配置上，仍重于强调审判权的职能作用，未能完全调动当事人主观能动性；4）职能分工不清，审前准备程序的主持人员往往又是案件的经办法官，某种意义上既走回了“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怪圈。
上述弊端，尤其是第四点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发展步伐。事实上，从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的运作来看，主持审前准备程序的都不是案件的主审法官，而是由如审前准备程序法官（法国）、法官助理（美国）、助理法官（英国）等来完成。这主要是基于“法官中立”原则、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及最大限度地将庭审法官从审判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考虑而形成的。事实上，我国法院正是由于人员配置的不合理，大大限制了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对审判效率迅速提高的优势作用。根据司法统计数据表明，在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相对完善的美国，法官人均结案高于我国法官达数倍之多。故笔者认为，我国法院应通过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并将其与审前准备程序的彼此优势相糅合，从而大力提高审判效率，这将是21世纪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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