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问题/张纽约(7)
3、 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evidence system of judicial discretion）
与法定证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相似，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在否定武断的、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中，“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用自己的理智去思维”、“平等”、“自由”“博爱”“良知”等思想勃兴，对纠问式诉讼程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以陪审制和辩论制为主要特征的对抗式诉讼程序（adversary system）逐渐取代了职权主义纠问程序。诉讼结构的根本变革要求诉讼证据制度从传统的法定证据制度下解放出来，赋予法官以更多的主动权。司法的理性开始转向了普通人的理性。“以前用超自然力量或其他机械形式裁判的事情，现在都用理性的方法来裁判了”。○5法官可以依靠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内心确信”，“自由地”裁判。至19世纪，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
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律对于证据的审查判断不作具体的规定，一种证据的证明力有无、大小，由法官依据自己的良心、理性，独立地、自由地进行判断，并以此基础上形成的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关于该原则的经典诠释：“法律不要求陪审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式；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的；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发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由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确认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确信吗？’”○6
自由心证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制度，经历长期的演变形成了两种主要形态，即传统自由心证形态与现代自由心证形态：
（1） 传统自由心证
法国大革命后，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深恶痛绝，证据制度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反对法律对证据加以任何形式的限制，一项材料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完全成了一个法官依据自由心证予以裁量的问题。传统的自由心证强调法官判断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排斥任何形式的干涉，法官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决定证据的取舍。相对机械、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它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将法官的自由心证推向绝对化，强调心证的隐秘性，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易被滥用，破坏司法公正。“如果说法定证据制度是以牺牲对案件真相的追求来实现对法官主观随意性的抑制，那么传统自由心证便是以牺牲对法官随意性的抑制来追求对案件真相的发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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