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学是如何将我们带进沟里的（上）/肖佑良(3)
实际上，我国刑法分则中罪状“故意杀人的”，所对应的是集合A中的所有案件，即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故意致人死亡的个案，不管是典型的、普通的案件，还是疑难的、新型的案件，都包括在其中，但不包括集合B中的任何案件。集合A中的所有个案，都是客观事物，它们的表现形式千姿百态，没有两个表现形式是完全相同的具体个案。然而，集合A中所有的具体个案，尽管表现形式千姿百态，但是作为相同性质的客观事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即区别于其他行为实体的本质特征——“故意杀人的”。显然，集合A中千姿百态的具体个案，是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描述客观事物的，体现了客观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罪状“故意杀人的”是从内在本质的角度描述客观事物的，体现了客观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罪状与具体个案，是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它们所描述的，实际是同一行为整体，是同一行为实体，是同一客观事物。因此，罪状“故意杀人的”是行为整体，是行为实体，是客观事物。由于是客观事物，毫无疑问，罪状“故意杀人的”是确定的、封闭的、协调的、完美无缺的体系。因此，法律不需要解释。与上述西方法学理论中“故意杀人的”是不确定的、开放的、非协调的、不完全的体系，法律需要解释相比，两者直接对立。具体案件定性，就是认识客观事物。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医学，天文学，动植物学，材料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具体案件定性，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应该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西方法学理论另起炉灶，通过论证模式认识客观事物，简直荒唐。追根究源，原来西方法学理论的根基，即法律是什么，几千年前就脱离了实际，犯了“黑白同框”的逻辑错误，严重误判，陷入法律适用需要解释的虚拟理论泥潭中，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以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之一为例，“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该罪状的诞生，是先有具体个案发生，后有立法者依据具体个案，透过现象看清楚具体个案中行为实体的内在本质，用文字语言描述出来的。实际案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都是客观事物。所有刑法分则条文罪状，对应的都是客观事物。凡是被立法者选中欲入罪规制的，必然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就是适例。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刑法第三百零八条之一的罪状即“司法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全部文字符号所描述的，有且只有一个行为整体、一个行为实体、一个客观事物。换言之，罪状的全部文字符号是绝对不可以拆分的一个行为整体，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种刑法分则规范的犯罪行为。行为整体拆分之后，单独的字词句，既不存在任何法律概念，也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罪状是客观事物，所以，罪状是确定的、协调的、封闭的、完美无缺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与罪状（原则）相对应的例外情形，例如上述集合B中的具体个案，在立法时就是被排除在外在的。因为需要立法予以规制的危害行为，都是要定罪处刑的。而例外情形，是合法的或者是符合社会主流道德观的，都是不能绳之以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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