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概念中隐含的两大错误之一/肖佑良

西方法律概念中隐含的两大错误之一/肖佑良
西方法律概念中隐含的两大错误之一

法律是什么。这个困惑西方法学的太久难题，西方人至今无解。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人类的其他作品一样，只有从他的理念出发才能被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指出：“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性的陈述，但也存在着为一般性的陈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法律所考虑的是多数案件，亦即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但法律对特殊的情况却无法加以说明。在独特的案件中法律常常不能做到公正。”
“从杰罗米·边沁的‘一般法学’开始，人们试图建立普遍性的法律理论的努力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个理论的确很有吸引力，一旦成功，将解决困惑人们已经太久的普遍性法律概念问题，还将为不同法律制度下的人们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基本理论，或许，只有这样的一个理论才能称得上法律科学。然而，迄今为止，这一普遍性的法律理论似乎还没有成功，韦伯的失败只是众多失败中的一个。”（1）
西方法学的法律概念，存在两个脱离实际的明显错误：
一是将原则与例外混为一谈。所有的行为规范，包括道德规范，职业规范，法律规范等，都遵循有原则，就有例外的铁律。原则是客观事物，例外也是客观事物，它们是性质相反的客观事物。原则是合法的或者合乎情理的，例外就是违法的或者背离情理的，反之亦然。显然，原则与例外，不允许使用同一概念予以表达。例如，正当防卫杀人，故意杀人犯罪，不允许都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概念。否则，黑白同框，就犯了低级的逻辑错误。然而，西方法学理论恰好就是这样做的，正当防卫杀人，故意杀人犯罪，都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罪状，黑白不分，荒唐可笑。特别要强调的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它是法律适用的第一原则，比罪刑法定还要重要，应该写入我国依法治国纲领中去，以防止极易发生的机械执法。机械执法，时有发生，引起公众舆论强烈反弹，严重损害了行政执法、司法的公信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原则与例外不分，把例外当作原则处理所带来的恶果。例如，湖南的六条小鱼案，天津老太太赵春华案，广东深圳鹦鹉案，福建网购玩具枪案，内蒙古玉米案等等。
二是实在法只是一般性陈述，存在着为一般性的陈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这里，亚里士多德犯了荒谬的错误，非常幼稚。因为法律规则，必定是先有案例，后有法律规则的，法律规则是立法者（司法者）对照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案例描述出来的，法律与实际案例反复对照，一次没有描述好，可以再来一次的，法律规则必然符合也必须符合实际案例。这是立法者（司法者）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基本功。西方人认为，所谓人的认知能力、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先天不足等等，从而注定了立法者描述的法律规则具有片面性，即法律规则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立法者（司法者）描述的法律规则，其所对应的是客观事物。虽然描述的只是该客观事物的一般性情形，但是这个一般性描述能够区别于其他客观事物。因此，这个一般性情形的描述，实际就是该种客观事物全部情形的一般性或者共同本质属性。也就是说，该种客观事物所有的特殊性情形，仍然全部都具有这个一般性或者共同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法律规则实际具有完全的确定性，如同中国人所称的“勾股定理”，或者西方人所称的“毕达格拉斯定理”一样。例如，社会上故意致人死亡的实际案例，一般的情形是使用刀具将人杀死，因此，立法者描述的“故意杀人的”罪状，作为“故意致人死亡”这种客观事物的一般性或者共同本质属性，能够代表“故意致人死亡”这种客观事物所有情形。这就意味着，除了使用刀具将人杀死的一般情形外，其他所有的“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例如，把人掐死，把人毒死，把人溺死、把人炸死、把人推下悬崖摔死等特殊情形，都具有“故意致人死亡的”这种客观事物的一般性，即“故意杀人的”，所以，它们都能成立故意杀人罪，因而具有完全的确定性。尽管客观事物的表现形态千姿百态，但是都具有同种客观事物的一般性或者共同的本质属性，所以客观事物的完全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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