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201号案例的商榷意见/肖佑良(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智豪无视国法，抢夺汽车被追上后，为抗拒抓捕而持枪进行威胁，其行为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己构成抢劫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智豪犯抢劫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李智豪归案后对基本事实如实供述，当庭自愿认罪，故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李智豪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智豪未提起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己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李智豪抢夺汽车后逃离，在距案发现场十多公里之处的地方为抗拒抓捕而持枪进行威胁，是否属于转化抢劫中所要求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三、裁判理由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理论界将这种行为称为转化型抢劫罪。根据该规定，构成转化型抢劫罪需要具备前提条件（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目的条件（为窝藏财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手段条件（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和时空条件（当场）。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具备时空条件，也即是否满足“当场”的要求。
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规定的“当场”，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为，“当场”就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场”是指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有关的地方，而与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案发时间、地点关系不大。从时间上看，可以是案发当时，也可以是案发后数天甚至数月之后。从地点上看，可以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犯罪地，也可以是离开犯罪地的途中，还可以是犯罪分子的住所地。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场”既包括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也包括以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围，只要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及的范围，都属于“现场”。第四种观点认为，“当场”是指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在现场或者刚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的过程中，也可视为现场的延伸。
上述第一种观点把“当场”理解为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认识到了后行为与前行为的紧密联系，但是该观点对“当场”的理解过于机械。抢劫罪所保护的法益既包括财产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该观点忽视了转化型抢劫罪中侵犯财产权利向侵犯人身权利的转化，致使其对时空范围的界定过于狭窄，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客观实际，不利于对该类犯罪的有效打击。第二种观点对“当场”的理解又失之过宽，将“当场”视为可以完全脱离前行为的时空范围，完全忽视了前行为对该罪成立的前提意义，不符合立法原意，最终会造成司法实践中打击面过大。相比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注意到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脱离与前行为的紧密联系，并试图修正前两种观点的偏颇之处，但是其界定标准过于模糊，对何谓“以犯罪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空间范围，未能给出统一确定的标准，不利于实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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