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201号案例的商榷意见/肖佑良(5)
法条是行为实体，是行为整体，是客观事物。只有将法条的全部文字用语和标点符号，视为一个不可拆分的行为整体看待，才具有法律意义。绝不允许从法条中，拎出一个用语，拎出一句话，单独理解其内涵，单独理解其法律意义。法条的法律内涵，都是通过法条所描述的行为整体来体现的。由于法条具有行为整体的属性，对应现实中的行为实体，是客观事物，是不允许解释的。法条本身就是描述该行为实体区别其他行为实体的本质特征的。显然，就法条（行为实体）而言，所有解释方法都是使法条发生变化，都将改变该行为实体的本质属性，不再是原来的行为实体了。所以，所谓的体系解释，文义解释，历史解释，论理解释，目的解释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改变法条本质属性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显而易见，刑法教义学实际是破坏罪刑法定的学说。长期以来，刑法教义学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旗号，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实际干的都是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勾当。刑法教义学，是法学院之耻，简直就是个天大的世纪笑话。例如，体系解释，由于法条具有行为整体属性，不同法条中的相同用语，意义是否相同，根本不需要考虑。显然，所谓的体系解释，纯粹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
三段论的实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法学三段论逻辑体系，被教义学的人神圣化了，被吹嘘成为高深莫测的推理逻辑。其实，三段论逻辑，就是极其简单的——相同事物相同处理——经验逻辑。大前提是法条或者判例（客观事物），小前提是案件事实（客观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的内在本质与大前提的法条相同，或者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与大前提的判例内在本质相同，那么结论就是，把大前提法条或者判例中的罪名和刑罚适用于小前提的案件事实。显然，所谓的教义学制定法逻辑推理，所谓的教义学判例法逻辑推理，搞得非常复杂难以捉摸，实际都是不可重复的、主观臆测的、虚拟的天马行空，完全背离了客观实际。因此，三段论推理逻辑，根本无法验证真伪。所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也在于逻辑的口号，其实是中了西方教义学的流毒，被教义学忽悠瘸了的人，精神恍惚后闹出来的笑话。
具体回到本案，裁判理由中所谓“当场”的四种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必须视为行为整体看待，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是不可拆分的行为整体，对应唯一的客观事物，具有特定法律意义，即转化型抢劫罪。由于法条是以行为人为中心，遵循主客观统一的原则描述出来的。因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必须站在行为人的角度来理解。显然，本案被告人乘人不备，在案发现场突然驾车逃离，在场人未能及时驾驶车辆追赶，也就没有追上，所以不存在案发现场延伸的问题。尽管本案被抢夺车辆安装了GPS，通过GPS能够确定被抢车辆的位置，便于车主等人进行追踪、找到被抢夺的车辆。但是，只有行为人有感知的，并且是从案发现场（包括现场附近）出发的追捕，才能成立转化型抢劫罪。本案车主得知车辆被抢夺后，方才通过GPS定位，出发地也不是案发现场，虽然最终通过定位在距离案发现场十多公里的地方找到被抢夺车辆，行为人为了抗拒抓捕，持枪威胁追捕人员。由于该地不是抢夺车辆的案发现场，也不是延伸的案发现场。所以，本案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更不成立持枪抢劫的加重情节。本案行为人只构成持枪抢夺，根据《刑法》第二六十七条第二款，应当按照普通抢劫罪定罪处罚，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认定转化型抢劫，且认定加重情节，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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