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教义学难逃成为21世纪全球大笑话的厄运/肖佑良

刑法教义学难逃成为21世纪全球大笑话的厄运/肖佑良
刑法教义学难逃成为21世纪全球大笑话的厄运

法律规则就是社会矛盾（行为或事件）及其国家解决办法，或者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与步骤。前者为实体法，后者为程序法。这个法律概念，准确地描述了法律实质，即法律是什么。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故意杀人的”或者“（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就是社会矛盾，就是罪状；“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社会矛盾的国家解决办法，就是刑罚。
上述法律概念中的社会矛盾，即行为或事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犹如现实世界中的苹果，鹦鹉等客观事物一样。天下没有两个相同的苹果，天下没有两只相同的鹦鹉。社会矛盾也一样，天下没有两个相同的“故意杀人的”案件。但是，它们都是客观事物，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所有的苹果个体，都叫苹果，所有的鹦鹉个体，都叫鹦鹉，所有千姿百态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构成犯罪的具体个案，都叫“故意杀人的”。可见，社会矛盾与苹果、鹦鹉等客观事物一样，具有客观事物属性。因此，法律（罪状）是客观事物，是确定的、封闭的、协调的、完美无缺的体系。这个结论直接颠覆了当代西方法学理论中的法律概念，即法律是人类的作品，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不协调的、不完美的体系。
先有具体案例，后有法律规则。法律规则必须是对照具体案例中的行为或事件，直接描述而来的。人类有能力准确描述客观事物。所以，法律规则中的社会矛盾，例如刑法分则中的罪状，描述的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代表客观事物。有人认为，法定犯是先有法律规则，后有具体案例的。这种情形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有。假如无视具体案例，由立法者凭空设计或创作法律规则，那么出台具有实用价值的法律规则，将是痴人说梦。对此，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大有人在。大家试一试就明白了。显而易见，法条是客观事物，不是人类的作品。
法律规则是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法律规则的结构：社会矛盾+国家解决办法。其中，社会矛盾是客观事物，立法前后都是客观事物，没有因立法程序发生变化。立法后，社会矛盾被纳入国家解决范围，规定了解决办法。因此，法律规则的适用，既包含了社会矛盾的判断，即事实判断，也包含了国家解决办法的判断，即价值判断。显然，只要事实判断准确了，价值判断随之确定。例如，一个故意杀人案例，如果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全部清楚了，刑罚随之确定。换言之，法律适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同时进行的，是有机统一的。法律适用的这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合二为一的特征，是由法律规则特殊性决定的。因为法律规则的价值属性具有附加性，是通过立法程序附加在社会矛盾上的。然而，西方法学理论中，法律适用的判断，人为地预设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先事实判断，后价值判断，存在所谓位阶关系。显然，这与法律规则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实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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