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法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巫水清清(3)
先有实践，后有法律。实践在先，案例在先，立法在后，法律在后，顺序不能颠倒。可是，西方法学家长期脱离实际，痴迷于法律规范的文字符号，无法自拔，产生了幻觉，误以为先有立法，先有法律，后有实践，后有案例。这是典型的书呆子思维。客观决定主观，顺序是不可能颠倒的。我们国家的全部法律、法规，无一例外，都是先有实践，先有案例，后有立法，后有法律、法规的。
法治就是法律说了算。法律适用，极其简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相同事物，相同处理。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其他学科认识客观事物或者现象的普遍规律。具体案例是客观事物或者现象，实体法中的社会矛盾也是客观事物或者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具体案例中的客观事物或者现象的本质，与实体法中的社会矛盾（本质）相同，就将实体法中的国家解决办法适用于具体案例，就是裁判结论。成文法，判例法，一个是本质法，一个是形式法，形式与本质有机统一，都是客观事物或者现象的法，是一回事。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法律适用，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相同事物，相同处理。所有的行为规范，都遵循有原则，就有例外的普遍规律。法律适用同样遵循有原则，就有例外的普遍规律。有原则，就有例外，是法律适用的第一原则。这个法律适用的第一原则，是比西方法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还要重要的原则。实务中机械执法时有发生，通常就是把例外当作原则处理，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弹。例如，湖南六条小鱼案，天津张老太摆气球摊非法持有枪支案，福建玩具枪案，河北为修路非法制造爆炸物案，深圳鹦鹉案等等。例外情形的判断，不需要专业知识，遵循社会常识常情常理，就是社会公众都能作出准确判断。然而，受过高等法学教育的人经常判断错误，案件公布后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学理论基于“法律”定义的虚拟化，原则与例外被混为一谈，出错是意料之中的。在刑法教义学中，犯罪的定义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其中，构成要件既符合罪，例如，故意杀人的（原则），又符合非罪，例如，正当防卫杀人（例外）。构成要件这一个概念，罪是它，非罪亦是它，黑白同框，自相矛盾。尤其是在判断违法性与有责性时，都有立场不同的二种以上理论学说，很容易出现违背社会公众法感情的裁判结论。由于原则与例外被混为一谈，西方法学始终未能提出法律适用的第一原则，并公之于众。法治，就是法律说了算，与人治相对。具体案例如何处理，是由法律决定的，执法者没有自由裁量空间。例如，故意杀人罪有两档量刑幅度，貌似执法者有选择的余地，实则不然。因为这两档量刑幅度，分别包含了成千上万种具体案例情形。如果将两档量刑幅度内的成千上万种故意杀人的具体案例情形，按照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行排序，就会发现：任何一种具体案例情形的量刑，在两档量刑幅度内始终只能找到一个量刑点，与具体案例情形相对应。故意杀人罪所有的具体情形所对应的量刑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条线。因此，执法者面对的任何故意杀人的具体案例情形，在两档量刑幅度组成的一条线内，始终仅有唯一量刑点与该具体案例情形相对应。由此可见，实体法中的社会矛盾与国家解决办法之间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就意味着，法律颁布后，具体案例如何处理，完全取决于案件事实，一切以事实说话，与执法者个人情感、价值取向无关。案件事实证据说了算，如何处理法律说了算，执法者没有自由裁量权，这就是法治的本质。社会矛盾与国家解决办法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意味着法律适用过程中，执法者仅有事实判断的职权，只能进行事实判断，没有价值判断的职权，不能进行价值判断。法律适用的价值判断，是立法者的专属职权。此处的结论极为重要，为人工智能电脑替代执法者独立处理案件提供了理论支撑。一旦实现人工智能电脑办案，无论是案多人少的问题，还是长期困扰实务部门的涉法涉诉上访的“老、大、难”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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