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张士远(3)
而且，从时间维度来看，虚构、掩盖借款人身份的行为既可以发生在申请贷款之时，也可能发生在得到贷款之后。比如，有人使用伪造的存单、伪造的营业执照、担保文件骗取银行信任，或者采取“冒名贷款”的方式，使真实的用款人与名义上的债务人相分离。这都可能造成银行无法针对真实的借款人实现债权。这些情况就发生在申请贷款之时。一旦出现无款可还的局面，凭借虚假身份得到贷款的人更可能真的相信了自己编造的假话，“理直气壮”地逃避还款责任。再比如，有的人用真实身份得到贷款后，采取“金蝉脱壳”之法转移贷款，让用来借款的主体无款可还。这实质上也是围绕借款人身份而进行的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的欺骗，是一种变相的伪造身份的行为。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得到贷款之后。正是因为这条线索可以从申请贷款之时延续到得到贷款之后，所以可把它称为“一条线”。
“三点一线”体现着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其核心是“能不能还”与“想不想还”－的一致性程度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三点中的某一点，很难非常自信地认定行为人是否既不能还也不想还，或者虽然能还但不想还。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很难单独证实不法占有的目的。最好根据三点之间的客观逻辑，综合分析，相互印证，相信可以更有把握地确认行为的真正目的。至少，三点中要有两点能够相互印证。
二、单位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常理解，这里的“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单位主体可以为单位的情况。由于刑法第193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所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对此刑法学界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分歧。至于为什么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但却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这确实令人费解。在我看来，这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具体实现单位意志，执行单位职务的单位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一种轻刑化意图，因为其人身危险性并不重于单位合同诈骗罪中的责任人员，并且该类人员的主观犯意不强，大多有身不由己的情况。另外，大概立法机关是考虑除了个人以各种虚假手段骗取贷款外，能从金融机构获取的单位基本上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单位。这些单位即使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并予以非法占有，也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如果最后不能归还贷款，无非相当于国家自己损失了自己的财产，对该单位以犯罪论处追究刑事责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这种观念还可以理解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此指导刑事立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对于这种利益主体实施其他经济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而实施贷款犯罪行为却不能以犯罪论处的刑事立法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更何况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这些企业同样可能从金融机构骗取贷款。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施贷款诈骗的，尤其是数额较大或巨大的，基本上是以单位的名义进行的。在金融单位过去和现在的贷款规定及实际掌握中，是不可能给予个人大额贷款的，只能以单位名义才能取得。但是刑法第193条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构成该罪主体，若片面认为以单位名义贷款均不构成本罪主体，则必将造成众多的贷款诈骗行为得不到有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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