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张士远(5)
对上述三种做法中，第一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说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在单位同样不能构成犯罪主体的盗窃罪问题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6年1月12日发布的《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的批复》中曾经指出：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物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这一司法解释虽然与贷款诈骗罪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在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盗窃罪所重新作出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将上述内容吸收进来，但其对处理贷款诈骗案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是违背罪刑法定的精神的。因此这种做法不可取。那么，对这种情况是否就只能选择第二种做法按无罪处理呢？我认为这也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向金融机构贷款均需订立借款合同，所以如果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的过程中骗取金融机关的贷款的，可以按照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种做法是符合按我国现行立法状况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是一种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行做法。
三、如何正确界定《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中的“其他方法”
这里的“其他方法”，刑法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其他方法”应与前面四项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即行为人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未得到贷款之前采用上述方法以外的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骗出来并非法据为己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立法者在前面四项中所列举的欺诈手段，行为人都是在申请贷款之前就产生了非法占有之故意，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了相应的欺诈手段，但这并不表明立法者因此而在“其他方法”的内涵中否定了行为人的欺诈手段可以出现在取得贷款之后。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并采取合法手段取得贷款后，又基于某种原因，为自己私利产生了不归还贷款的故意，致使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应认定是这里的“其他方法”。对于“其他方法”的具体类型，各种论著也看法不一。如有的论著认为常见的有：企业以母体裂变的手段拒不还贷，以假货币作抵押骗取贷款，拉拢和收买银行职员骗取贷款。 有的论著认为包括：借贷形式合法，但贷款时即有以非法占有，借贷后故意转移资产拒不返还；使用伪造的公文、公章、印鉴；伪造领导批示；虚构债券；虚构经营业务；虚构或隐瞒经营业务范围等。 有的论著认为包括：用假币作担保，伪造货物存放栈单，贿赂，利用假信用证，虚张声势或九真掩一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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