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全“诚信”---谈法院保全工作的瓶颈/唐毅军(2)
法院不可能派员24小时盯着被查封物，也不可能把其他单位的活揽给自己做，那些抛弃“诚信”的当事者便是利用这一漏洞，进行违法活动的。笔者经历过不少这类案件，查封某酒厂酒窑，酒厂负责人指使工人凿穿墙壁插水管偷酒；因专利案件查封某家具厂的家具样品，该厂人员则另作一套进行调包；还有银行故意拖延通风报讯帮助被保全人转移存款的，近期就有广州某银行行长指使职员，采取托延、造假的手段，在我院人员眼皮底下故意转走应办理冻结手续的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的单位利用“转制”，另立一套招牌，转移大量资产，而致使原债主讨债无门。上述这类情况多不累数，相信经历过的朋友是很有同感的。
《白毛女》里的佃户杨白劳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抵债，逼得杨白劳喝卤自杀。旧社会欠债不还的经常被债主逼上绝路。时至今日却颠倒过来，欠债的比债主还有理，欠债的成了爷，能把债主逼上绝路。在一个深受儒家诚信文化影响的国家，为何讲诚信的斗不过不讲诚信的？关键是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对“诚信”的法律保障制度，“诚信”仍然局限在道德范围内，而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说“诚信”没有保全好。这么说可能有点玄，我们具体联系上述的保全案例，身为一个银行行长，不可能不知道欺骗法院、转移存款的严重后果，直至被送进看守所他仍然是不后悔。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利”字，他事先已经权衡了利弊。欺骗法院、转移存款最严重是被拘留，这是肯定意识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也许就会丢了工作，权衡之下于是作出了选择。从这一案例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法律对于抛弃“诚信”之行为的惩罚远远不足够、不对称呢？
新加坡的鞭刑是很有名的，仅仅因为随地乱吐口香糖，便会给施以鞭刑，因为过于严酷而常常被批评，但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是：新加坡的城市卫生状况非常好。对于不道德的行为给以足够的惩戒，才是对道德最好的“保全”。中国现有的法律对违反“诚信”的惩罚，可以这么打比方，就是赖债一千只罚一百，赖债仍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赖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就不以为怪了。
法院保全工作中对于“诚信”的保全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由于现有法律的桎梏，对“诚信”的保全措施与违反“诚信”所得的“利”是如此不平衡、不对称，其力度远远不足以平息某些人心里希望抛弃“诚信”的欲火。法院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国家机关，对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义不容辞，而应当有所作为。关键之一，首先应调整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
如何理解“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通俗地讲，就是对有道德的人采取宽容、灵活的执行措施，对没有道德的人采取强硬、严谨的执行措施。儒家文化的诚信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至于我国现行的法律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是“君子法”----即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意思。这种诚信标准在传统经济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人们均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有什么欺诈作假，很容易会四邻皆知，为人测目，再难抬头。但是在现今这个光陆离奇、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面前，“君子法”就不堪一击。一个人失信了，一张飞机票几个小时就可以天涯海角下落不明了。所以笔者认为针对于小人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具体地讲，就是降低目前法律的道德标准，把预防工作做得更严更细，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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