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法学机理与制度变迁研究/刘大洪(5)
（一）三农治理中的市场政府双失灵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在西方三农问题的治理对策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法学寓意。透过表象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法律发展链，即：“市场失灵——政府弥补”，“政府失灵——第三部门弥补”。正是在三农问题出现“双失灵”的法学背景下，第三部门兴起了。
第一，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弥补三农问题中市场失灵的法律之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天然地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正是由于三农的这些“天然弱势”，由于与市场相伴而生的各种市场风险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客观存在，在市场达尔文主义[8]的支配下，三农问题产生了。从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上看，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主体只有一种类型，即“个体型交易主体”，不管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品流通贩卖者，他们表现在法律上都属于自然人类型的交易主体，因此，又可称为“自然人型交易主体”。发生在这些不同的个体型交易主体之间的简单商品交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强势地位与弱势地位之差别。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的法律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个体型交易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更重要的全新类型的交易主体，即“团体型交易主体”。团体型交易主体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集团公司、垄断组织等为代表的法人，因此，这种类型又可称为“法人型交易主体”。现代市场经济中，单个的农民是个体型的交易主体，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在与团体型的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时，“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根本难以对抗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团体型交易主体，难以抵御市场风险，难以有效保护自身利益。而且，市场经济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而价格机制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使这些前提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况且，市场本身也不能解决长远的整体利益、社会实质公平等问题。另外，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发展到当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后，农民除了面临着上述的团体型交易主体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强弱悬殊的交易主体，即国外对进口农产品的反倾销壁垒。反倾销壁垒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而这些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决定着农产品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分散的农民作为交易主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弱势地位。于是，农业领域的市场失灵产生了，三农问题出现了。[9]
第二，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弥补三农问题中政府失灵的法律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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