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治理中第三部门的法学机理与制度变迁研究/刘大洪(7)
（二）三农治理中的博弈论与第三部门兴起之分析
第三部门之所以在三农治理中兴起，除了上述的市场政府双失灵之外，还源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博弈法律机制之变迁。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对三农问题进行治理，集中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家之间存在的博弈矩阵。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博弈矩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零和运动下的博弈解”，一种是“变和运动下的博弈解”。所谓零和运动，是指在博弈矩阵中，参与者的利益和损失是相对应的，一方得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或者说一方的效益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成本损失之上的，一方的获益是基于存量利益的转移而不是增量利益的创造，最终的结果，就是各方的收益与损失之总和为零，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增量利益。而变和运动则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共同创造出新的增量利益。[11]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好，则国家与农民均能从中得到利益的增长，这是一种良性的博弈模型；而如果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则要么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建立在对农民利益的制度化剥夺基础之上的，博弈的结果是国家单方获利而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要么是农民的获利是建立在对国家赋税的偷逃抗拒之上的，博弈的结果是农民单方获利而国家的利益受损，这是一种非良性的博弈模型。
国家（第一部门）与农民（第二部门）之间为什么需要出现一个中间缓冲带（第三部门）？因为，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中，一方面，农民要求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权利、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公共物品，为了达此目的，农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由国家代表农民来“集体行使”这些权利。但是，问题在于，农民让渡给国家的这些“单体权利”一旦脱离了单个的农民而通过法律形成了一个“集体权利束”，则它就成了一个独立于农民之外的“公共权力”，这些公共权力由政府及其官员负责具体的决策及执行，而公权力又往往具有“内在的扩张冲动”，因此，国家往往在权力扩张的冲动支配下，在三农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倾向于把最大限度的权力纳入自己的事务范围之内，这就表现出国家无时无处不在的“全能政府”姿态，而这种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过多过细干涉又会让农民丧失意思自治、私权自主的自由空间。这就出现了“诺斯悖论”，即对于由国家和农民构成的这一博弈矩阵来说，国家在法律制度的安排等领域的介入不可或缺，但一旦介入过多过深过细，又会遭遇到退出的要求。[12]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要从国家手中“把让渡出去的权利重新夺回来”，力争把国家公权力对农民私权利的侵害降低到尽可能合理的程度。但是，农民把这部分权利从国家手中重新夺回来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分散行使，还必须把它交给另外一个能更好地代表农民权利自治的组织来行使，这种组织，就是第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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