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害关系人单独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应主动追加第三人/王政(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袁某正是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但问题是该条所指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呢？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必然引起“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概念的混淆。按照通常的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所载明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非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直接载明、但其权益却实际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那么必然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个别案件中利害关系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确实存在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的矛盾事实。正如在上述案件中的袁某和夏某，两人在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扣押没收的33吨车载油品权属问题上肯定存在着权利冲突或利害关系。
毋庸质疑，在涉及财产权属的行政案件中，财产的所有人是案件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还是以本案为例，夏某虽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财产或权利却未必受到损失或侵害，而且夏某是否有资格成为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本身就是需要经法院审理才能最后确认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本案既然是袁某，而不是夏某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就应当主动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只有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才有可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而本案一、二审法院却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就作出裁判，显然是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从法律推论角度看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我们也似乎必然推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因为在“存在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只有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该司法解释规定都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在行政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对案件审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或至少不低于“部分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吧。即如此，法律为什么不明确作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呢？我们期待着立法或司法机关及早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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