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委托代办邮政业务”之规定被曲解和滥用/王政(2)
法律评析
本案件看似简单，但因涉及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变革及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等方面问题，实则异常复杂。双方在此案中似乎都能找到国家法律依据或支持，那么，到底孰是孰非？下面我们就此中的法律问题略做一下评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劳动权是关乎公民基本生活或生存的权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合法的劳动权益应受包括《劳动法》在内的各项法律制度保护，其他各项法律法规如与保护公民基本劳动权利的法律法规冲突，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对其作出修改或废止。1995年国家公布施行《劳动法》，要求企事业单位逐步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邮电企业也不能例外，而且大多邮政企业也已经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见1995年3月9日原邮电部颁布的《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显然，从法律所体现或保障的价值取向上看，劳动法与邮政法相较，劳动法应位于更高的法律位阶；从颁布时间不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角度讲，颁布在后的法律效力应当强于颁布在先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本案《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规定，不能被随意曲解，更不能被赋予高于《劳动法》的法律效力，被个别邮政企业当作继续利用廉价农民工或临时工从事邮政业务，用作“甩包袱”、规避其与员工之间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手段。
其次，“契约自由”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应当得到遵守，但亦不能被任意滥用，还应当受“意思自治”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制约。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得利用“契约自由”之原则通过欺诈或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订立非其自愿、非符合其意思本意之类的合同或协议，从而达到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具体到本案而言，邮政企业在依法同委托代办人员订立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时，必须征求代办人员的同意，必须告之代办人员并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委托代办协议不属于劳动合同；并且对符合应该订立劳动合同而不符合与其订立委托代办协议条件的原企业内部员工，不应当同其订立该类委托代办性质的协议。否则，邮政企业便有欺诈或胁迫之嫌，这样订立的协议自然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当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再次，从《邮政法》关于“委托代办邮政业务”规定的立法本意讲，委托代办邮政业务是为了发展邮政业务的需要，而不是任何邮政业务都可需要代办的硬性规定或用于企业甩包袱等其他目的之需要。“委托代办邮政业务”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委托方和受托方订立委托代办的书面协议，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2、代办业务或事项应当是具体的、明确的，而且是企业员工无法完成或没有必要由企业员工专门负责完成的事项，如邮政企业委托偏远地区某企业向其员工送信、征订报刊等。3、代办方应当是邮政企业外单位或个人，如某厂矿企业或某村民，同时代办业务不属于代办方的经营业务范围或专门工作职责事项。4、代办方如是个人，其工作地点不能与邮政企业内部员工设在一处，即其不受邮政企业领导管理和企业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其获取的酬金（代办费）数额必须在委托代办协议中明确约定等。只有同时符合上述要件，委、代双方才可构成“委托代办邮政业务”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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