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周大伟(5)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应该让他们从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美妙的建议。但是，光是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谁来为这些原住民买单呢？据了解，胡同里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在目前已经挤成一团的胡同里，谁有资格留下？谁有义务搬迁？在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迁成本正直逼天文数字。联合国能为这些因为分配不公而不断涌入上访大军的人们作主吗？在目前如同高压锅的氛围里，人们看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希望。
前不久，我和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路上聊天。他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着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进楼房里住。不过，最近他改主意了。现如今听说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一定要逮个机会捞一把。他说，其实那些老外都是傻冒， 等他们住进去就想明白了。谁让他们爷爷那辈当八国联军欺负咱们来着，我们能蒙他一个算一个。听着他的话，我心里说：这北京人，也真够孙子的。
在这个世界上，叶公好龙的故事其实一直在上演着。前不久，头几批在北京购买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们已经开始大呼上当了。他们搬进胡同后，马上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各种设施的陈旧和不方便或不够现代，似乎才意识到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儿，他们开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样舒适，他们甚至对原先赞美有加的胡同建筑格局都发生怀疑。他们终于发现，就像北京传统小吃里的小窝头驴打滚和豆腐汁，偶尔吃几次还行，要是让他们天天吃，无论从口味还是从营养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难习惯的。
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生活是复杂的，但又往往如此简单。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胡同不会被拆光的。 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当年骆驼祥子那年月的感觉，无疑也是徒劳的。 正如毛泽东有诗指点：“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想，北京这些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盖什么大楼大厦了，多种植些绿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园。不要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为好。如果以人为本，还是以大多数人“为本”为好。 北京太拥挤了，空气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气，后果也挺严重。还是给人们多提供一些能舒舒服服呼吸的地方吧！
《城市中国》：既然是换了人间，那么您觉得有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换了人间”，今天的主要变化是中产阶级人群的崛起。相似于19世纪的欧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奇迹般地分化，在百姓与官僚之间，一种新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态共存地生长着。这种新的力量就是中产阶层。他们代表一种崭新的生命力，在这种力量背后是知识有价、技术商品化、物欲、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们借助于商业力量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们借助知识权威来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借助全球化运动，中国正在体验和温习100年前欧洲的革命性变化。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颇为意外地发现，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总是最为革命的群体，在维护个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对官僚统治问题上，他们比蓝领工人以及贫困农民更有自觉意识。而长期以来被推崇为革命最彻底的后者，事实上更倾向于以革命的名义将抢劫合法化。其不择手段的后果，往往导致对社会资源的极大破坏。当然，中产阶级壮大后，又会显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这对社会的稳定又极为有益。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