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周大伟(6)
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囊们总有一天会真正明白：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正在经历一种革新。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里起作用的不仅仅只是“廉价劳动力”。为数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艺术家、律师、教师、服装设计师等阶层正在悄悄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变化已经不能仅仅用“西方资本拥有者与东方共产主义分子共同营建的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联盟”来加以概括了。忽视这些改变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潜力；仅仅看重“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城市中国》：您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城市，看过了很多建筑，那么您如何看改革开放15年来快速的建设和变化？
周：各个城市都不一样，这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国外的城市规划非常法制化，对一个建设规划选民们要投票，有时会争论很久。而中国比较长官意志，有些城市严重一点，有些好一点。北京就比较明显，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谁有本事能在每年三月份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讲话声音大谁说了算。至于那些贫民百姓们也就只有听任吆喝了。目前北京的城市规划整体感觉就比较怪一点。你在长安街上散步，你可以看到很富丽堂皇的景象。但稍稍沿一条巷子往里面走走，马上就看到贫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个人穿了件新棉袄，外面看上去是绫罗绸缎，可里面却到处暴露着烂棉花。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新旧交替阶段的典型写照吧。相比之下，上海发展得还不错，基本上和上海的历史和人文氛围比较协调。
《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
周：城市化本身是理由很正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里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农村人都想进城。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城市，中国人也不是没地方住，只是一个破房子住了一辈子；过去也不是没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但现在大家都想穿得舒服一点，穿得五颜六色一点。这样新的矛盾就产生了。
类似贫富分化问题就不讲了，严重的是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会出现的矛盾冲突，比如，旧的古迹和新的东西怎么配套，老的居民搬迁中引起较多的法律纠纷，等等。
还有，新的城市规划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城市的规划不是谁想改就能随便改。打开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籍，其中50％是与法律有关的内容。你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规划一旦成型，就成为对任何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了。有时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较透明、公开和公正。你有意见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议会无法解决就到法庭上见分晓，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法律判决形成一个规则。我想，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规划一般都是讲讲大道理，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和研究。因此，频频发生像庐山别墅和圆明园湖心岛别墅等“丑闻”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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