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错杀，需要平等“武装”被告人/杨涛(2)
三、律师必须享有在侦查机关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侦查进行以后，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整个侦查处于一种秘密状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刑讯逼供的情形经常发生。因此，为了遏制侦查人员为逼取口供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就必须对侦查人员的权力进行监督，这就需要律师享有侦查机关进行讯问时的在场的权利，律师在能目及但不能耳闻的地方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法律应当规定，在没有在场律师签字情况下的讯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其次，被告人应当享有以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提出抗辩的消极辩护权。只要被告人提出一定的证据（比如身体受伤等）证明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的行为，法庭就应当中止实体性审判，进行程序性审判，由控方举证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并且其证据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不是目前通常的做法仅仅让侦查人员出具有关书面证言。如果控方不能达到上述的证据要求，就应当将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口供排除在合法证据之外，不能作为案件认定的依据。
再次，对于有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被告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不容剥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居低不上，这里面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对于剥夺人的生命权的审判而言，仅仅依靠证人在庭外的证言这种传闻证据来定案，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因此，在不能保证所有的案件证人都出庭作证的情形下，至少应当首先保证对于有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主要证人都应当出庭作证。这里包括二方面，一方面是被告人提出的要求己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法庭不能拒绝；另一方面，被告人有权利要求控方的证人都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不具法律效力，法庭不得采纳。对于剥夺被告人这一权利的，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可以就此提出抗辩和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总之，要公正地定被告人的罪，特别是判处被告人死刑，就必须充分地保障被告人的各项辩护权能真正得以实现，控辩之间达到平衡，这样才不至于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使刑事诉讼变成行政性的治罪活动，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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