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证明责任理论/何旺翔(2)
应该可以说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负担败诉的一种风险，一种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所负担的败诉风险，其于诉讼实践上的巨大作用正是学界不断对其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我国司法界对证明责任认识的现状
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一直不为我国司法界所重视，能确切说出其涵义的司法工作人员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法官思想中，证明责任是一个极其模糊又极其接近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经常将其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相混淆。应该知道证明责任仅于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而提供证据的责任则于诉讼之始终发挥着作用。两者的混淆不仅导致了证明责任随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转移，更使得在诉讼终结之前当事人败诉与否的命运就因证明责任过早的发挥作用而早已确定。这不仅使当事人于诉讼中承担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更使得法院的判决失去了其应有的公正性。而且由于我国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于诉讼中可以依职权行使其调查取证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的证据对抗的平衡，使本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对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得以免除，从而使证明责任理论无法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曾经有人撰文说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其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仅是当事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原因，而不能据此断然推出当事人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时，法院应裁判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世界许多国家以实体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而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界限，从而忽视了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⑻ 不可否认，相关规定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证明责任的充分正确认识，但这不应该成为法官相关理论知识缺乏的托词。法律规定的涵盖面是有限的，法官之所以被赋予裁判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其熟悉法条，更是因为其具有超脱于法律条文之外的深厚的理论底蕴。正是因为如此，其才能正确应对各式案件，才能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于案件的裁判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效的弥补了这一空白，规定了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者，这对正确发挥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巨大作用将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总共6页
[1] 2
[3] [4] [5] [6]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