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矫治/刘长秋(5)
然而，另一方面，让人费解的是，《刑法》第36条第1款却又同时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很显然，《刑法》的这一规定是将对人们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明确地排除在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外。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使我们对《刑法》在对待精神损害规制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的确定性表示质疑，因为在《刑法》是否真的重视保护人们的精神利益方面，我们的确难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假如我们根据《刑法》对强奸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各类涉及精神伤害的犯罪的规定而推论出其重视保护人们的精神利益，则该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便难以解释；而若非此，我们似乎又很难解释《刑法》在规定强奸罪、抢劫罪等涉精神伤害犯罪时，对其惩处相对于那些非精神权益伤害犯罪较高的立法动因，也难以合理解释《刑法》专门将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誉、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两种单独的罪名来加以规定的目的所在。可见，在对人们精神利益的保护方面，《刑法》陷入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精神损害的规制及其欠缺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精神损害的规制是通过该法第77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体现出来的。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8] 附带民事诉讼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来说，是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一样，都具有民事诉讼的性质；但由于该种民事损害赔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因而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或许正是基于对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讼之间这种差异的考虑，《刑事诉讼法》在具体规定该种诉讼时，对其作了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规定，根据该法第77条第1款：“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是说，被害人仅有权对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则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列；说得更明确一点，《刑事诉讼法》只保护刑事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而不保护其精神权益。显然，与刑法分则强化打击涉精神损害的犯罪以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相比，《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权益的保护表现出了很大的漠视。 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在精神损害规制方面所存在的价值冲突。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与民事立法之间关系上的不协调。因为在法理上，刑事侵权（即犯罪）也是侵权行为的一个方面，在民法规定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这种严重侵权行为所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则无疑全面拒绝了《民法通则》第120条之规定在刑事侵权方面的适用，将精神损害（无论是法人的精神损害抑或是自然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一概据之门外。这显然是我国民法与刑法在精神损害规制问题上的一个矛盾，是民、刑立法欠协调的一个细微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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