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奶继承”案件的一点再反思/刘炳杰(2)
对于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我虽然不敢说“存在即合理”，但是，我可以说“存在即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不能够给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利的，因为他们素质是普遍不高。给他们法律解释的权利，可能会导致司法权利的滥用等副作用。对法官是素质普遍不高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司法实践普遍存在法官的解释。只不过，他们都是在地下，而非在阳光下罢了。你现实法律不允许，难道我就不能够私下解释了吗？我不说的话，谁又能够对我指指点点呢？他们应该不会像李慧娟法官主审“洛阳种子”一案中那样写判决书的。也许，我的这个猜测就是中国法官内心的想法吧。
看来，这个问题是该好好解决了，我们不能够再遮遮掩掩了，法官的地下解释生活是不好受的。我的观点是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权力。为什么呢？我认为，既然我们现在连禁止都没用，而且，司法实践又需要，那么我们似乎没有必要钳制。否则，那简直是自欺欺人，就会有掩耳盗铃之嫌疑。但是，问题是到底赋予法官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的范围？我上面已经说过了，只能够是“一定”，这里当然是有权力的范围和解释的对象范围的限制了。但是，因为限于篇幅，所以，在这里，我是不打算展开讨论的。我在这里只是想起到抛砖引玉。
二、在本案件中，法官是否维护了“公序良俗”的原则？
在这个案件审理中，法官知道如果按照现有的对《合同法》、《继承法》等法律中法条的认识来审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本案中的遗赠关系是合法的。从而，法官应该判决本案中的原告（二奶）胜诉。但是，法官更加清楚，如果那样，广大人民群众不会答应。而且，社会的善良风俗会遭受严峻挑战，可能会变得“人心不古”。众所周知，法律的功能有一个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非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任何对社会秩序破坏的法律难道我们能够认为是正义的吗？在反复思考下，法官明白了这个道理，从而引用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来对法律进行了一次解释。看来，抛开法官是否有权力对法律进行解释的问题不谈，看来，法官在本案中是有必要对法律进行解释的。
但是，我想知道法官有没有实现“公序良俗”的原则呢？我想，也许，法庭当时宣布判决时群众的阵阵掌声也许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吧！
三、由本案引发一个题外话——“非法同居”这一提法是否还有市场？
随着最近几年人权思想的进步和提高，“非法同居”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市场。我的老师和同学很少再用这一提法，甚至有同学认为之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非法同居”这一提法真的像他们想的那样是错误的吗？“非法同居”这一提法是否还有市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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