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方仲达(4)
也正是由于我国当前这种样式特殊、似是而非的司法独立,再加上现行检察监督制度（主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因立法的缺陷和不足而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22)，致使检法两家在许多具体的实务操作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甚至还出现了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可以用左一个解释右一个批复对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加以“抗衡”或“抵制”的现象(23)，使得检察机关为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及法制统一而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检察监督，非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日趋猖獗的势头和消除大面积司法不公的现象，反而成为了干预独立司法或损害司法独立的口实和例证。一些人还以此为由提出了要削弱甚至废除检察监督的主张(24)。
四、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对立统一
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最能代表检察监督力度和效果的再审抗诉来说明。 我们知道，司法公正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但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独立司法又必需以完善、有效的监督为要件。而我们对独立司法的监督，则又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在诉讼程序内，当事人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者或应诉者，与裁判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虽然他可以通过申请回避、提出异议、申请复议、举证、质证、陈述、辩论（护），以及提起上诉或再审之诉等诉讼权利来对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力加以制约与监督，并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对于最终的裁判结果，却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只能通过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审级监督来纠正。一般情况下，一件具体个案经二审或三审终结，当事人多已服判息诉。若当事人认为已经终审生效的司法裁判仍然存在错误，则他还可以通过提起再审之诉来获得司法救济。然而，一但当事人提起的再审之诉被法院以形式要件欠缺为由而予以驳回时(25)，则极有可能是旧的司法不公（即原裁判错误）尚未纠正，新的司法不公（即未获司法救济）又已产生。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用至极限,根本就无法再对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力形成制约与监督。此时，若无外力的介入,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则具体个案中的司法公正就难以得到普遍的实现,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亦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检察机关根据已无法直接从司法机关获得司法救济的当事人的申诉(26),对实际上具备再审形式要件的司法裁判(27)，运用其抗诉权（力）来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这既是法律为每一具体个案中的司法公正所设立的另一重“保险”(28)，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不言而喻，这正是国家为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防止司法独立走向极端化或绝对化所必然带来的司法擅权和专横腐败，而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之所在。同时,国家为避免因检察监督权力过于强大而给独立司法造成不当干预，损害司法独立，对检察监督的力度也有所限制。即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强制力仅能达于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限度而已,对于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依然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仍属独立司法的权限范围之内。否则，又将陷入“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永恒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不仅如此，司法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经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可以依法改判或维持原判。显然，检察机关在对人民法院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同时，其抗诉行为亦即其监督行为本身也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受到司法机关的逆向制约与监督。尽管检察机关在尽力回避这种所谓的监督者最终反受被监督者监督的尴尬与无奈，然这同样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因此，那种否定检察监督的观点，即认为检察监督干预独立司法或损害司法独立的观点，以及以此为由主张削弱甚至废除检察监督的观点，可以说是既无事实根据，又有违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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