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何旺翔(3)
最后，于现实之中德治的威力虽然在局部范围是巨大的，但是其作用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并非任何人、任何行为都受其规制，或者说即使受其规制，但这种规制也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任何一丝不良动机都可使其功亏一篑。过分依赖法治不仅将损害法治，而且最终将损害德治本身。假若每一个人都具有圣徒一样的心灵与道德品质，政府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法律更无存在的必要。正是由于人们道德水准的巨大差异才必然要求运用法律规制少数不道德的人，强制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以维护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⑧任何道德规范受侵犯时，光有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只有对那些违反者施以必要的惩戒，才能有效维护这些道德规范的不可侵犯性。但并不是说违反任何道德规范都必须受到惩戒，只有违反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的行为才会受到制裁。由此可见于当今德治离不开法治，离开法治的德治是虚幻无力的。
综上所述，在如今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缺一不可，只有两者的完美结合才是当今社会的最佳治理模式。
三、 德治——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任何社会个体都企求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以一种高尚的情操无条件的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社会利益。有人会问，这不就是一种德治模式吗？的确，这就是一种德治模式。但是既然纯粹的德治是不可靠的，那么这种理想的社会不是永远都实现不了吗？其实不然。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必然性和实然性的问题，即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就现实而言，人们的道德水平远没有达到那种可以纯粹德治的程度，纯粹的德治只能引起全社会的混乱，而纯粹的法治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因此于现实法治与德治的完美统一才是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德治是一种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是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认为，法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国家的消亡也意味着法的消亡。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全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而于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对抗已不复存在，而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也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依据，同时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也将消亡。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仍有“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但它不是法，因为它没有法所特有的阶级性。⑩既然法已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法治之说呢？法治的最终命运只能是与法和国家一起消亡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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