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及存在的问题/孙倩(2)
二：联合国人权条约监督机构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学习有关联合国条约的机构及其监督机制时，笔者发现条约监督机构的职能有重叠的现象存在。这一现象的存在，会带来很多问题。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仅限于以下建立条约监督机构的六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条约监督机构职能重叠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条约规定的条款相关或相似。这些相关或相似条款在不同条约存在的其中一个后果是：缔约国需要就相关或相似权利、自由或原则问题向不同的条约监督机构报告或讨论有关问题。不同条约存在相关或相似条款也容易产生对相同问题的不一致的规定。因为当前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单一条约监督机构来监督所有人权条约的实施，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规定相同条款不同的机构做出不同解释或不同条约监督机构对同一问题态度或表示关切的程度不同。人权条约与其他普遍性国际条约一样，是在联合国政治机构内经过讨论产生的。人权条约中规定的权利或自由条款的一致通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状况。如果国际社会普遍对某些人权采取很“激进”态度，那么所制定的条约会很少出现对该权利的“限制性”规定。反之亦然，如果与会国代表对有关权利的内容争议很大，那么为了在有关国家间达成一致，这些权利会以相对狭义的条款加以规定。于是就会产生大量“限制性”条款。促使制定有关人权条约的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发展，也影响条约对某一权利的解释。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人权公约对人权条款规定也可能存在明示或默示的不同。但至少在草案制定时期，这些不同是不明显的。我们可以在《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找到明显不同的例子。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25条（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26条（非歧视性条款）及27条（少数人权利）等规定比其实施早十多年的《欧洲人权公约》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规定。其他的明示或默示不同规定的例子也可以在有拘束力的人权条约和不具有拘束力的人权文件中找到。这两种文件规定不一致的意义取决于有拘束力的条约产生在前还是在后。如果产生在后，问题就不大了，因为这一有拘束力的条约规定可以视为对前一个无拘束力文件规定权利的撤消或扩充。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5（1）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即“每个人”有获得国籍的权利。而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24（3）规定：“每个儿童有权取得一个国籍”，也就是说获得国籍的权利只给予每一个儿童。《世界人权宣言》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对缔约国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所以缔约国应承担其领土范围内儿童具有国籍的义务，而不是承担使每一个人都有国籍的义务。尽管二者规定不一致，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有关“国籍”规定可视为对《世界人权宣言》相关的修正。如果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人权文件产生在后，问题就比较严重。如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草案》中有关被拘留人与律师签订合同问题的规定，也即对被拘留人或被监禁的人权利的规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9条和14的规定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联合国国际人权文件中同样存在默示的不一致规定。如《禁止酷刑公约》把酷刑范围限制在“疼痛或痛苦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所以禁止酷刑委员会一般无权对所有对个人的不良待遇做出评价。比如说，对中国某私立学校对学生体罚。而这些特别的问题是属于儿童权利委员会可以讨论的范围，而且儿童权利委员会可以对这些问题对缔约国提出适当的建议，可以表示对家庭内或私立学校对儿童的体罚问题的关注。人权事务委员会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不了解《禁止酷刑公约》制定的目的，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条约监督机构都有权对上述问题表示关注而禁止酷刑委员会无类似权利。《儿童权利公约》在起草时，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在这种立法态度的影响下草案规定了一个技术性的非限制性条款，公约第41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影响更有利于实现儿童权利且可能载于下述文件中的任何规定：缔约国的法律或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法。”儿童权利委员会在解释这个特别条款时指出，为了保护儿童的权利，在必要时它可以引用其他该缔约国同样参加的条约中对有关问题做出更有利的规定的公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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