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与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兼论经济法与社会法之辨析/安旻(2)
然而这种社会本位理念的提出仅仅是将经济法从传统非“私法”即“公法”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为经济法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就第三法域内部而言，还存在着“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分，而以往正是我们对此问题研究的不够深入，才导致了一些经济法学者在某些具体法律规则的归属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也引致了一些社会法学者的“异议”。 [注2]
同样以“社会为本位”，同属第三法域，同是新兴部门法，甚至就我国而言，社会法的兴起比经济法还要晚 [注3]，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厘定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限？进一步明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为经济法彻底的、科学的独立与完整扫清最后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将“社会本位理念”的涵义更加明确化和将经济法的特有价值定位更加清晰化。
我们认为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都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但各自侧重点并不相同，社会法的社会本位观强调的是“社会公益”，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强调的是“社会公利”，“社会公利”与“社会公益”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对“公利”和“公益”的区分则基本明确了两种部门法的差别与调整范围。经济法所强调的“公利”带有明确而突出的经济性，社会发展之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主要就表现为经济发展。没有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法所追寻的恰恰就是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本位理念。经济法无论在调整对象、运行机制、法益目标和评价效果[注4]都突出表现为是遵循经济规律对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促进，因此简称为经济法的“社会公利”性。而社会法则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公共目标性和人文关怀性的“社会公益”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保护问题）、社会的安全与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发展（卫生文教问题）、社会传统的公序良俗（妇女儿童老幼病残的特殊保护问题），这些问题明显侧重的是“公益”，而不带有直接的经济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公利”与“社会公益”在不少情况下并非截然分开，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社会领域中总会存在着既有“公益”又有“公利”而难以硬性区分的情况。对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公利与公益所占的比重大小由主体自行选择部门法来解决问题，或由两种部门法协调解决，而没有必要采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一定要将之划归到哪个部门法调整。现实中在法律的范畴里亦有很多先例，比如民法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就常常竞合，而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法律留给主体更多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法律成熟、完善的重要表现，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法律调控领域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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