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法律行为的条件及相关问题/苏望(12)
关于本文的核心部分——法律行为的条件暂告一段落，现在进入本文最后一部分——期待权制度
（一）期待权——德国法系的世纪之争
期待权制度一向是德国法上的热门话题，在同属于德国法系的日本、我国台湾、1990年代以后的我国大陆也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与探索。这个概念在德国法上提出的时间很早，据认为首先对这个概念提出系统总结的学者为齐特尔曼教授，他在其著作《国际私法》中设专章对“期待权” (Anwartschaftsrecht）进行了论述，并把“Anwartschaft”和“Wartrecht”融合在一起。从此“期待权”这一概念在德国的民法教科书中被广为使用[38]即便如此，在以抽象思维能力见长的德国学界也长时间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一直以来能够达成的有限共识只有以下几点内容：
（1）期待权并非单纯的期待，单纯期待仅仅是取得权利的机会，而是否能取得权利是不确定的，因此也不受法律保护，例如，子女对父母财产未来的继承权，在父母死亡前，仅仅是单纯的期待，因为尚不知道子女在父母死亡时是否仍然生存，所以这种期待是无法得到保护的；
（2）期待权也不是完整的权利，因为其并不符合某种权利的构成要件
（3）期待权是介于权利与期待之间的一种状态
（4）期待权人已经实现了部分权利构成要件，这是指权利主体已确定，并且所期待的特定利益的内容或范围已经确定。如为对人权，则义务主体也应已确定[39]
能达成以上共识，不得不谓难能可贵。然而，这些对期待权的看法与其说是构成要件，还不如说是对期待权的大致描述，尤其对具体的期待权类型仍然无法通过以上判断方法得以确定下来。可以说：如果把“期待权”比做是一幅油画，那种程度的认识充其量只完成了用铅笔勾画轮廓的步骤，至于这画到底最终是什么模样，还处于尚未可知的状况。
早年留学德国、师从名儒拉伦茨氏、对德国法有深入研究的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一番颇为痛苦的、没有得出实质结论的思量以后，在1970年代曾经仰天长叹道：“对其作一确定之界说，恐难周全，最好的方法系观察判例学说上所承认各类型期待权之性质，分析其共同特征”[40]
需要澄清的是：我对王教授之学识渊博深为景仰，一向心存敬意，不怀偏见。只是在此处，他又一次犯了那个“以一种不确定取代另一种不确定”的错误，说难听点就是推卸责任，颇有点企图蒙混过关的感觉。不过这也不能完全将错误归咎于他的身上，毕竟德国法学家花了一个世纪还处于争论的问题，又怎么是一个只在德国呆了几年的中国留学生能轻而易举地“摆平”呢？果真如此，那德国法学就真可谓人才凋零、江河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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