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黄奕新(5)
政府干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政企不分和国家本位主义，政府不仅是企业、民众的“父母官”，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银行资金的“当家人”或调解人，往往以维护大局为由，主导、把持清收与企业重组的实施，不符合市场化的基本要求，导致资产优化重合、价值发现等市场功能失灵，同时也助长了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权力的个人滥用。
4、在处置组织方面，现行AMC组织建构不完全集中化，未剥离和新增不良资产的处置则仍处于分散化状态。
长期以来，银行清收不良资产，是走内部分级行政化管理模式。靠行政管理手段层层下达任务，层层签订责任书，逼迫式工作，无法调动员工收贷清非的积极性。而且不良贷款清收已到了临界点。好收的都收回来了，余下的都是老大难了，难免挑肥拣瘦。从银行来说，不良贷款化解精力大，成本很高，与目前银行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的着力点在于新业务的开拓和市场的扩大，形成矛盾。银行迫于各自上级行的层层压力，往往也只是抱应对态度。
四大资产公司设立后，上述陈旧模式的局面得到了部分转变，但从几年来的实际运行效果看，仍不尽人意。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集中化程度不高、不彻底，国家按国有商业银行对应设立了四家资产公司，并且各个资产公司对应设立众多分支机构，分散了资源，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不良资产统一管理和集中处置。而且，截止2003年底，资产公司虽然四年剥离了约1.4万亿元，处置了5093.7亿元，但国有商业银行现尚有不良资产余额1.92万亿元，而新的不良资产仍在不断产生之中。这些更大量的不良资产，还是只能由银行固守旧的模式，其效果可想而知。
5、在具体处置措施方面，运用的措施和手段不多，或有但难以实施，或有实施但市场化程度不高，收效甚微。
资产公司和银行采取的措施单一，大多数还是局限于一般性清收，真正进行重组清收和资产出售方式的不多。而清收通常会遭遇法院“执行难”，交了高额诉讼费，不一定胜诉，好不容易胜诉了却兑现不了。和解协议延期偿还、分期偿还，也往往是出于无奈，迫于压力，被执行人其实并无再生清偿能力，不过是拖延时间，反而进一步恶化财务状况。申请企业破产，却又面临企业破产难、假破产、乱破产等问题。企业破产完全在政府的主导、包办下，金融机构无话语权，最后支付完职工费用、破产费用等后，能用于清偿银行的所剩无几。企业破产更多地成为企业逃废债务、地方政府甩包袱的工具。
债转股是重组清收的一种。尽管不少国家规定债权人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对债务人进行重组，但实际上采用的并不多 。而在我国，考虑到国企脱困目标，政府极力推动实施债转股。但转股后企业的经营情况没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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