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与临床教学/邓利强(3)
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不涉及除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事项的约定，只能认为是签订这一无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这一合同的目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确实能够让普通人受益，那么能否认为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职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呢？由我国当前法学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来看，尚没有形成一种通说。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诸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设施、产品或服务。因此，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医学科学是一种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某一方面（在本文特指公共医疗卫生）的实现所为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以及临床教学中，过分强调前述任何一种权益都不恰当。
通过前述的简要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呈逐渐上升态势的原因，应当是对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自愿缩小其自身所享有隐私外延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我们呼吁患者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临床教学的行为给予支持，而医疗机构则应在充分尊重患者隐私的情况下安排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此种权利应当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一个社会要正常有序合乎理性的向前发展，就必须要对自然人所享有的那些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给予合法并且合理的限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此种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所要作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种“尺度”，既不允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侵犯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不允许自然人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理由来藐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
就隐私权与临床教学之间所产生的问题来看，本质原因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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