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本质－－兼评“国家干预说”等理论的缺陷/安旻(5)
而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质恰恰体现的是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以保证中国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象上看，经济法是涉及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一类经济手段的法律规范总和；本质上看，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各种经济手段都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应该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分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在经济法的社会本质层中得到明确回答：即要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所谓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时期，其社会构成是有变化的。就如同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社会统一战线”，基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统一战线的构成总会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导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共富”理论是一个基本的诠释。先富共富既是一种经济资源、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分配的理论，也是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必然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先富理论指导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即将有限的经济利益、稀缺的经济资源通过相关的优惠政策优先分配给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和有资金、资源和综合能力的经济主体。相应地，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也在中国形成。也正是在这样实践下，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到了本世纪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方针的指引下，共富理论开始了其在中国的实践历程。21世纪的中国要延续20世纪后2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必须让更多仍处于贫穷阶层的人成为相对富裕阶层的一员，没有更多人的富裕就必然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当代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也就相应的由先富起来的精英阶层转变为有着强烈致富愿望的大众阶层。综上，这种社会阶层状况奠定了当代我国经济法的社会本质基础，而在此种基础上实现共富的基本分配原则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中国正在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着力解决的三农问题都是不同于改革前期的分配政策的转变，是弥补如前所述的多种差距，实现共富的基本途径。
最后，在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再次详细探讨公平与经济效率的问题，这是指导我国经济法作为分配法进行资源分配的基本准则。就公平的内涵而言，作为分配的公平与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应作区分。分配的公平应当含有实现经济效率的含义，分配作为经济四环节之一，其实现公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效率，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则是老、弱、病、残应该享有与正常人同等的社会财富分配权利。由此可能引发效率（分配公平）与政治、伦理公平的冲突。比如按照顾老、弱、病、残的分配原则就有可能引发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此外，经济上分配的公平也不能引入政治领域，否则就可能导致权钱交易。但是另一方面，政治、伦理公平又是保证经济效率实现的制度与道德保障。没有政治、伦理公平的约束而放任经济效率发展，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的极度分化，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经济也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这一关于分配的命题的最终定位为：效率是目标，公平是保障。就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而言，公平的地位更加突出，已不能仅仅再置于改革初期的兼顾地位，应该将公平提升至与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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