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本质－－兼评“国家干预说”等理论的缺陷/安旻(7)
目前看来，我国经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重视短期快速增长、轻视长期效益的发展后，也正在同国际接轨，日益重视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下的平衡和谐和后续动力问题。而且我国经济在经过了一段不均衡发展后，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亟需法律参与解决，譬如，防止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改变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提高政府效能、治理生态环境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少是过去政府和市场非正常“合力”下的产物，例如我国航空运输业作为国家垄断行业特有的“机票暗折暗扣现象”就屡禁不止，不但削弱我国航空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滋养了一批票贩子等投机蛀虫，而且也造成国有资产在无形中的大量流失。而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政府的经济行为需要透明化、合法化，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与稳定性愈发重要……这些问题都促使经济法必将以维护社会公共（整体）利益为己任，规范和引导各个经济法主体（从静态的层面看就是政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而从动态的层面看就是生产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消费主体）[注9]合理分配经济利益和资源，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腾飞。
通过上述对经济法发展历程的归结，我们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一）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我们在《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与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一文中已经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主要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经济法是“经济权责”法；第二层涵义是经济法是“社会公利”法。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社会本位”不能简单理解为“社会（公共或整体）利益本位”或者“社会责任本位”之一，它的内涵有机地包括了后两者，又远比后两个概念机械的叠加要来得深远。
一方面，“社会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独立提出的概念，是为了调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对立的需要而出现的，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并非处于矛盾状态。首先，社会利益不是经常以社会公共利益面目出现的国家利益之代名词，国家（政府）并不是社会利益的惟一和终极代表。事实上，众多的经济法主体都可以成为该种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其次，社会利益也并非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简单集合，其实现需要政府主体和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在法治秩序下的“合力”推动。不过仅强调经济法是“社会（公共或整体）利益本位”法尚未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它解决了经济法的存在基础和价值取向问题，但还不能完全界定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及社会（公共或整体）利益的实现途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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