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有话想说，建议权、质询权更加重要！/曲峰(3)
其次，对于建议和质询在范围和方式上都应当适用广义的理论。我国规定了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所以在表决权问题上，表决事项内容是狭义的。若建议和质询局限于会议议题的话，即便在大会上当场建议和质询，并不影响会议议题的召开和表决，更扭转不了高比例赞成票数的决议结果。另外，除了把建议和质询内容界定为狭义以外，如果再限定于股东大会召开之时，则把行使方式也界定为狭义理论。199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按照这样的立法，当场的答复和说明虽然有机会提升否决率，但是根本改变不了会议召开和决议的结果。甚至，上市公司作为答复者可以“非会议议题”为由，拒绝当场答复和说明。可见，内容上和方式上的局限性，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行使质询权带来的监督、制衡作用。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而具有受保护之重要意义，但相关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中，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维权者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如果说中小股东维权只有经过这样的洗礼才能换来诉讼救济权利的话，那么在证券市场日益成熟、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这也是证券市场进步的一种表现。面对维权智者们的坚持不懈，只有赋予小股东的诉讼权利实现制衡和司法救济，才能使得建议权、质询权从虚拟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真正实现保护公众股东权益和发挥他们的积极参与热情。
（作者曲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电话：021-54071999*222/54071975直线，电子邮件：qufeng20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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