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潘志国(11)
3)合同的解除
在合同目的因为情事变更而不能实现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事变更成为不可期待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事变更而丧失意义场合，一般就可以解除合同。对于继续性合同或者长期合同，其解除通常并不能溯及合同成立之时，仅应自情事变更时起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对于一时合同则可溯及合同成立之时。
4)合同的变更或改订
在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场合，处理的办法通常是合同的变更或改订。应当说，这一效果是再交涉义务所要求的，合同当事人应当依诚信原则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则可以请求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变更合同。其实，情事变更原则的主要法律效果，是赋予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以变更或消灭合同的可能性，梁慧星先生认为它属于实体权利，但以诉讼（仲裁）方法行使为必要，故有别于解除权，相似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撤销权[21]，笔者对此予以赞同。
2. 程序法上的效果
1)当事人主义抑或职权主义？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97条曾规定过情事变更原则[22]，显然采职权主义之做法。而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正后的第227条之2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似可认为，已改变职权主义而采取当事人主义。
我国民法诉讼法已有“超职权主义”之诟病并遭到学者批评，近年来诉讼剧增，法院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有全国范围的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实际上即在不断扭转固有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做法。《合同法》在立法精神上也体现了对于职权主义的回避[23]，从合同法草案的规定中也反映出来，起草者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奉行当事人主义，先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变更，不成时再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因而，在日后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亦应当采取当事人主义。
2)形成判决抑或确认判决？
对于合同关系的调整，双方当事人无法通过协议完成时，便只有通过法院（或仲裁）介入，由法院基于当事人的请求，以裁判变更基于原来的合同关系发生的权利义务，因而可以视为是对于原来法律关系的一项形成性干预，其判决应属于形成判决。换言之，此非单纯由法官之认定所能解决之问题，而必须在裁判权斟酌范围内，进行价值判断，始能完成之工作。
本文尝试讨论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发展及构成，力求将此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以期早日立法，文中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期待学界先达及同仁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注释］
[1]参见合同法第8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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