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潘志国(8)
3)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
《合同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情事变更与正常的商业风险难于区分。笔者认为二者差异如下：(1)商业风险通常是应当预见到的，而情事的变更通常并不能够预见。(2)二者在过失的有无方面不同，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故此可以说当事人对此存有过失；而情事变更由于不具有可预见性，因而不存在过失问题。(3)从外形来说，通常商业风险没有达到异常的程度，而情事变更往往是情事的变化特别异常。 (4)从结果来说，商业风险是能够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的，通常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也已将此种商业风险合理地计算在内并形成相应的合同价格，由一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并不会发生不公平的后果；情事变更所要处理的问题，则是由于当事人缔约时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仍然坚持契约严守，在结果上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另一方当事人可能不恰当地获取超常利益，有悖于诚信原则。
2. 操作方面
反对合同法规定情事变更原则的见解认为，情事变更原则属于一般条款，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故担心在实践中导致滥用，影响法律的安定性。对此，正如梁慧星先生指出的，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在法律上不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就能够避免这种滥用？实际上中国审判实践中已经有承认情事变更的判例，统一合同法不规定这一原则并不能阻止法院根据情事变更理论裁判案件。与其如此，莫不如对情事变更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使法庭或仲裁庭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有所遵循，减少裁判的任意性，减少滥用的危险。
另一方面，反对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者担心法官滥用该原则并因此影响法律的安定性，这种情况不独在我国起草《合同法》的过程中出现，在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在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订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德国及台湾的经验教训均表明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既然情事变更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回避，就应当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在实践中犯错误并不可怕（更何况我国法还有上诉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进一步的防范），如果因为怕犯错误而逃避实践，则纯属一种悲衰！考察一下法律发展史，任何一般条款无不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修正错误而变得富有可操作性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形成所谓“裁判上固定见解”，法律的生命也因此而获得充实。
四、情事变更问题在我国的对策
既然《合同法》明确回避对情事变更原则的规定，遇到此类问题，也只能以所谓“法官造法”的方式予以处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复函以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纪要》，虽然有些内容已经过时（涉及经济合同法的部分），然其精神与《合同法》并不抵触，作为“裁判上固定见解”仍然应当沿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原则的上位原则，当然是处理此类问题的终极法宝。此外，“违约金过高或过低之调整”（《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债务分期清偿”（《民法通则》第108条）等法律规定，在法院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当然亦可资利用。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以司法解释进行补救，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将来的民法典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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