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疑案探究》问题案例之四 ……存在介入因素时因果关系的判定/巫水清清(4)
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类型。当立法者根据案例中的客观事物或者现象，也就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透过现象看本质，抽象出客观事物或者现象的本质特征时，因果关系早就内含在客观事物或者现象中了。一般情况下，行为与结果是直接因果关系，即行为是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或者原因之一。例如，故意伤害罪，危害结果，必须是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这是法律常识。假如双方轻微互殴，有特殊体质的人，情绪激动诱发心脏病发作死亡的，死亡结果是疾病发作直接导致的，不是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不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这是在法律表决通过之前，立法者选择典型案例草拟法律条文时，早就确定了的。这种轻微互殴有一方因疾病发作死亡的情形，与典型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情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有人通过所谓的法律解释，将这种疾病发作情形解释成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扩大故意伤害罪的适用范围。除了前述一般情况外，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行为与结果是并列因果关系。例如，丢失枪支不报罪，骗取贷款罪；二是反向直接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不实施，结果就不发生。在不实施行为与结果不发生之间，存在反向直接因果关系。例如，本案例中的滥用职权罪。如果没有B、C的滥用职权行为，就没有X被非法拘禁及死亡结果的发生。
原案例分析中的定性问题：一是抢劫罪定性错误；二是B、C构成滥用职权罪。事实依据是：当Y携款潜逃，甲乙丙发现被骗后，有理由找X归还当初交给X的17万元，X有归还的义务和责任。或许X的确没有与Y共谋诈骗，问题是甲乙丙并不知内情。在这种情况下，甲乙丙将X非法拘禁后，要求X将自己银行卡内的3万元取出抵债，甲乙丙的主观方面是向X索取自己被骗钱款。因此，甲乙丙没有非法占有X银行卡内3万元钱款的主观故意，不属于抢劫X的财物，而是私力救济。故不能认定甲乙丙构成抢劫罪。甲乙丙仅构成非法拘禁罪（致人死亡）。
对于B、C而言，两人明知道X已经被非法拘禁三天了，已经构成刑事案件。在这种情况下，B作为刑警，C作为派出所民警，都有查禁犯罪职责。B以不构成诈骗罪为由，将案件移交派出所处理，移送不当。即使不构成诈骗罪，至少构成非法拘禁罪，且非常明显，B不可能不知道。民警C，在明知被害人X已经被非法拘禁了三天，且被害人不愿意离开派出所，仍然要求C离开，致使X再次被非法拘禁，后面被害人为了摆脱甲乙丙的控制，半夜从三楼房间打算沿下水道逃走，翻窗时不慎摔死。显然，B、C两人的不履行查禁犯罪职责的滥用职权行为，使得被害人X再次被非法拘禁，并导致死亡结果。对于滥用职权罪而言，只要行为人没有不作为（即不滥用取权），被害人被再次非法拘禁、死亡结果就不会发生。因此，B、C两人没有不作为（不滥用职权），与被害人被再次非法拘禁、死亡结果的不发生之间，存在反向直接因果关系，B、C两人构成滥用职权罪。原案例分析以B、C的玩忽职守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较大的盖然性关系，根据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折中说，否定B、C的不作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这种以理论学说否定玩忽职守罪成立的做法，同样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缩小了玩忽职守罪适用的范围。如前所述，因果关系理论学说都是伪命题，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折中说，不是玩忽职守罪成立需要考虑的内容。只要与典型的玩忽职守案例进行比对，性质相同，就构成玩忽职守罪。原案例分析将B、C的不作为认定为玩忽职守行为不当，应当认定滥用职权行为，是典型的滥用职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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