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问题——从专利权犯罪谈起/张兰菊(7)
（三）“行罚”替代刑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出现脱节
在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要由版权局，知识产权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行政部门实施。这种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状况使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十分混乱，因此而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上，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协调还远远不够。由于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往往与商标纠纷、商品侵权以及其他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当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限时，行政机关往往为了追求片面的效率，常常是以罚款等行政处罚结案，避免了如果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还需承担作证义务的麻烦。权利本位观念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产权权利意识的薄弱，反映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联系上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盛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而近年来企事业单位的犯罪呈上升趋势，当实施犯罪行为的单位是本地区或者本部门的高效益企业或利税大户时，抑或出于狭隘的保护本地区产业的主观思想，这一地区或部门的决策层就会对知识产权案件大加干预，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的难度，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罚款了事。现实中有很多行政部门基于“创收”对所查获的知识产权案件一律以罚款为标准。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使侵权行为人永远只停留在“行罚”的阶段，而真正具有社会后盾保障作用的刑法却根本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也跟刑法的起刑标准规定过高有相当大的关系。立法者的本意可能是好的，考虑到刑法的超前性的必要性，为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设定了比较高的入罪标准，照顾了刑法的谦抑性精神的需要，但是却忽略了现阶段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层出不穷，这必然导致很多情况下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陷入“一纸空文”的尴尬境地。
三、几点意见
“不破不立”，相对于“破”来说，如何“立”才是我们更加应当着重关注的。破而不立，只会增加论点的苍白无力；有破有立才真正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如何构建我国刑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体系，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质的飞跃，是本文的最终目的。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完善现行刑法的罪名体系，修改原有犯罪的罪状
如上所述，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比较匆忙，只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方面的7个罪名，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也没有增设其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罪名。这使得一部分比较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国外一般被规定为犯罪）在国内却只能以民事侵权定性，这对于我国支持发展民族知识产权的立法原意、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创造积极性极为不利。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任务更为艰巨，13 “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调适我们的法律，才能缩小我国与其他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这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大势所趋的国际化。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备和细化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总共12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