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问题——从专利权犯罪谈起/张兰菊(9)
（二）平衡刑罚结构，更多适用罚金刑和资格刑
上已述及，我国现行刑法典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规定的是自由刑为基础辅之以无限额罚金制，从世界范围来看，除自由刑外，以罚金刑为代表的财产类刑罚作为对付经济犯罪最有效的手段得到了普遍适用，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这种典型的经济犯罪，主要使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也已成为多数国家的通例。而且综观世界各国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难发现，其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均比较严密、细致，但其刑罚却并不严厉。以法国为例，凡是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标记，擅自使用他人标记，无正当理由持有、故意出售、经销、供应或提供明知贴有他人标记的产品及服务的行为，都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但自由刑最高只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罚金最高也只能处1 .5万法郎。15而在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规定一般分为两个层次，即：对于基本构成的知识产权犯罪，一般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情节特别严重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加重构成知识产权犯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显然，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制裁是相当严厉的，这与严而不厉的世界刑法发展潮流相悖。
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应当将我国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倍比罚金制，并强化我国刑罚关于财产刑的适用力度，通过对犯罪人财产的剥夺，使其感到极大的物质痛苦，认为犯罪得不偿失，从而收到“以毒攻毒”之效，而且可以削弱犯罪人的再犯能力，这样既能使其自发或者自觉地抑制再犯的可能性，又能改善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结构整体趋重的现状。其次，应当在知识产权犯罪领域内引入资格刑的概念，即完善我国现有的资格刑，使其能适用于各种经济犯罪。可以考虑将“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作为一种新的资格刑适用于知识产权犯罪。“在控制人类行为中，机会比社会目标具有更大的作用。”16通过对知识产权违法犯罪人依法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与知识产品的生产、流通等相关的业务资格，不仅可以消除违法犯罪人再次实施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的机会，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而且可以对其他从业人员、法人(单位)起到警戒作用，促使他们珍惜自己从事知识产品相关业务的资格，从而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所以，剥夺或者限制一定的从业资格同样是控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措施。
（三）改进刑事诉讼程序，加强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现行刑法典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采用的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方式，因此立法者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与社会秩序是否受到侵害，而往往会忽视权利人受到的侵害。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私权利来说，其实更多反映的是权利人遭受的经济利益损失。给予他们必要而足够的保护，这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更重要甚至是优先的任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权利人没有从诸多救济途径中真正获得利益，救济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存在对被侵害者的保护手段欠缺的问题，特别是对权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除了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外，现阶段好像没有什么更有效的保护方法了。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为一般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除外情形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以及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通过赋予权利人自诉的权利，由权利人自由选择是提起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既能灵活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或得到补偿，又能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并符合刑法谦抑的精神。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都规定有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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