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疑案探究》问题案例之七 ……教唆、帮助自杀共犯之认定/巫水清清(2)
法律解释是伪命题。西方法学中，之所以会有法律解释，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学家认为，法律规范是人类的作品，是文字符号技术。受文字符号表达力的限制，西方法学中的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故意杀人的”罪状，如果仅是文字符号，受文字符号表达力的限制，那么“把人推下悬崖摔死”、“把人掐死”、“把人电击致死”、“用锤子把人锤死”等情形，就无法被“故意杀人的”罪状所涵盖，出现了“法律漏洞”、“法律疑义”等疑难问题。为了应对这些疑难问题，正确地适用法律，西方法学家发明了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就是这样来的。然而，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从实际案例中通过描述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来的。法律规范所表达的，不是只有文字符号本身，而是行为实体、行为整体、客观事物。在这种情形下，法律规范涵盖的范围，完全打破了文字符号表达力有限的樊篱，出现了神奇的景象，所谓的“法律漏洞”、“法律疑义”等疑难问题，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伪命题。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自然也是伪命题。
法律解释，就是破坏罪刑法定。法律解释是建立在法律规范仅仅是文字符号上的。由于文字符号通常是多义的，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解释，大家总能找到理由支持自己的解释，谁也不服谁。于是，不同的理论学说，彼此共存的局面出现了。糟糕的是，不同的理论学说，都宣称自己代表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了，罪与刑不再是法定了，而是不同的理论学说定了。结果，犯罪成立的标准，完全变质了，不是坚持一切以事实说话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而是蜕变为依据不同理论学说充分说理的论证标准。因此，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层出不穷。特别要强调的是，论证标准代替证明标准，显著降低了犯罪门槛。上述案例分析成立故意杀人罪的结论，就是使用理论学说代替罪刑法定，论证标准取代证明标准，通过所谓的充分说理论证出来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竟然都是写篇论文的事。这种披着罪刑法定的外衣，干着恣意妄为的勾当，实在太荒唐了。类似上述案例分析的情形，在实务部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源头就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早己沦为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代名词了。
原案例分析中，介绍了自杀有违法说与合法说，原文坚持违法说，认为优势在于，其与“法益侵害说”的违法性判断标准相符，还例举了邵建国一案作为我国司法实践支持自杀违法说的实例。首先，“法益侵害说”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是一种论证出来的理论学说，没有法律依据。法律规范实体化后，罪状就是违法性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唯一的。符合罪状，必然具有违法性。独立的违法性判断，根本没有意义。其次，邵建国一案本来就是一个错案，邵建国与妻子王彩因琐事发生争吵，面对王彩的死缠烂打，不依不饶，邵建国实在受不了，讲了些气话，还在气头上把手枪上了膛斗狠。与之类似的行为举止，在夫妻吵架中实在太常见了。王彩先前抢夺枪支，邵建国不松手，并把枪支踩在脚下，后面王彩是欺骗邵建国拿到枪支后，突然朝自己胸部开枪。在整个过程中，邵建国根本没有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在案例分析原文中“法院认为，邵建国客观上将手枪置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以及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对王彩的自杀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主观上邵建国明知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可能造成王彩自杀的结果，最终一审、二审法院都采纳了邵建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主张。”该案即使有一审、二审支持有罪，也是个别地方法院支持，远远谈不上是全国实务部门支持有罪。实际上，邵建国案就是一起“谁死谁有理”酿成的冤假错案，是实务部门中了法学院虚拟理论流毒的典型案例。该案例中判决认定的帮助自杀行为，主要是将枪支置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种认定违背事实，违背常识，违背常理，违背常情，何况邵建国一直极力阻止王彩拿到枪支。王彩是欺骗了邵建国才拿到枪支的。所谓的“邵建国主观上明知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可能造成王彩自杀的结果”，这里的主观“故意”纯属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相反，邵建国具有一系列阻止王彩自杀的行为，能够否定这个主观“故意”。总之，原文以个案来证明我国司法实践支持自杀违法说，以偏概全，是完全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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