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证据法》述评/秦德良(3)
第二，当事人利益驱动下的司法调查和理性调查不同。（1）虽然证据法领域与认识领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普通法证据制度所设定的调查方法既与司法外的调查方法相异，又与普通法世界外的诉讼制度所采用的方法相背离”，“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控制着证据的收集活动”。[1][P123]事实认定者的被动性以及当事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向英美事实认定者传达信息的特色方式是英美的司法认识活动偏离普通认识实践的重要原因。（2）“英美法系收集证据和出示证据的方法不仅偏离了日常的决策方式，而且还与旨在获取唯一准确、可信之知识的调查模式所推荐的制度不协调。这种不协调集中表现在信息源的选择及对信息源的开发利用方式上——而这两者均是在审判前及审判中进行的”[1][P142]
第三，当事人对程序的控制范围。（1）对抗制下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控制，即在已经选定的诉因范围内确定诉讼事实轮廓的权力，对事实上认定方式也有一定影响。（2）“普通法系以相当一致的方式分配着程序的控制权：在整个司法范围内，当事人对诉讼事项的确定保持着程度大致相似的控制权。”[1][P152]因为英美当事人在所有的诉讼中均具有大致相似的诉讼事项决定权，所以对抗制事实认定机制天然地适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司法活动，结果是证据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四，司法程序目标观对程序控制权分配方式的影响。当事人对事实调查的强力控制在英美法系国家是各类诉讼中的标准做法，而在其他西方国家往往只能作用于民事诉讼。这与两大法系在诉讼程序目的观不同有关，这也表明诉讼程序目标对程序控制有一定影响。不同的司法目标为不同的程序控制提供支持。英美法系诉讼法通说认为，所有诉讼的终极司法目标是公正地解决争端或者冲突。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都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活动，各自的特定目标差别不大，在解决争端的基础上，“刑事诉讼通常也被认为是致力于保护与国家相冲突的个人权利，而民事诉讼则是为了实现公正”[1][P155]。而在大陆法系民事与刑事诉讼目标仍相互区别且截然分离，大陆法系视刑事司法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应对犯罪的政策，因而要求负责最终裁判的官员坚定地控制事实认定活动。因此，解决争端的程序目标“使得各类诉讼中当事人对事实认定活动的强力控制作用正当化：争议双方及其律师最为清楚构成争议的那些事实，他们也最适宜于担当证明的任务。”[1][P162]当然，解决争端的程序目标可能在事实认定过程中淡化证据信息的完整性和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因为解决争端的程序目标比追求真实的目标更重要，“认识论上最为理想的或最为称心如意的事实认定方法，仅仅在它们没有危害到解决纠纷的终极目标——公平而非‘真实’——时才被认可”。[1][P170]虽然如此，但“正是冲突解决观的卓越之处解释了，为什么竞争式事实认定形式虽然偏离了普通的事实认定方式但在英美国家却似乎更易为人接受，或甚至是最令人称心如意”[1][P173]“只要解决争端的观点能够把握英美法系的法律脉搏，证据法中的对抗制思想就将持续得到令人欢喜的有力支持。”[1][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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