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麻旦旦到李旦旦:终结刑讯之路到底有多远/毛立新

从麻旦旦到李旦旦:终结刑讯之路到底有多远/毛立新
从麻旦旦到李旦旦:终结刑讯之路到底有多远

毛立新

2004年10月10日，甘肃省庄浪县姚河乡农民李旦旦因涉嫌强奸被该县南湖派出所民警带走，次日上午9时许，满身伤痕的李旦旦被接回家后突然死亡。日前，此案有了新进展，南湖派出所原所长贾某及该所民警朱某双双被检察院批捕。（《兰州晨报》9月16日）
看到李旦旦，不禁想起“处女嫖娼”案中的受害人麻旦旦。同样是被警察带走，同样遭受刑讯逼供，麻旦旦最终用“处女膜”自证清白，而李旦旦却已不明不白死去。不同的结局，一样的不幸，萦绕不散的仍是刑讯逼供的罪恶幽灵。从封建时代合法“拷囚”，到而今“法外”用刑，从10多年前的佘祥林，到5年前的麻旦旦，再到而今的李旦旦，人们不禁要问：终结刑讯之路，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刑讯非法，刑讯野蛮、不文明，刑讯容易导致冤假错案，此道理可谓妇孺皆知。但为什么一些执法部门至今仍将其奉为破案法宝呢？学者们早有分析：执法机关破案压力太大，办案人员素质不高，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完善，缺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和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执法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等等。因而，必须保障执法警力和经费，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及律师讯问时在场权，排除刑讯获取的非法口供等等。
似乎病因已明，药方已出，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了。但笔者并不乐观。因为，在执法实务部门，上述理由并没有说服他们。比如，你说刑讯逼供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会说：刑讯逼供并非必然导致冤假错案，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注意一下刑讯逼供的方式、方法，避免用刑过度或者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有助于破案，又不出问题。因而，权衡利弊，对刑讯逼供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扬其长、避其短。
你说犯罪嫌疑人不一定都是坏蛋，应按“无罪推定”将其视为好人，并保障其诉讼权利。他会说：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最后是判了刑的，因而应当说被抓的绝大多数是坏人，被冤枉的只是极少数人，总不能因为极少数人而影响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吧。
看来，支撑刑讯的逻辑就是功利主义的逻辑。它打着“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旗号，主张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权利微不足道，必要时应牺牲个人权利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了实现国家、集体、社会利益，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过程、不计代价。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结果，轻程序正义；重快速破案，轻依法办案。
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盛不衰。从功利主义出发，刑讯逼供自然有其有用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它确实有助于侦查破案的，从而也有助于实现国家、社会利益，即便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牺牲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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