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贝卡里亚的刑事证据法思想/秦德良(2)
最后，“当有些证人把别人讲的话指为犯罪时，证人的可信程度几乎等于零。因为人们用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因此，就一个人的言语进行诬陷，比就其行为进行诬陷要容易得多。” [1][P23-24]
第三，为了有助于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贝卡里亚认为，“一个以上的证人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肯定，另一个人否定，就什么也确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有权被认为是无辜的。”[1][P23]
（二）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供述即口供，是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表现。贝卡里亚从无罪推定、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思想出发，对口供取证中的提示性讯问、宣誓、刑讯进行了分析。
第一，反对在提取口供过程中对被告人进行提示性讯问
所谓提示性讯问就是：当应该就犯罪情形进行泛指的讯问时，进行特指的讯问，也就是说，讯问直接针对犯罪，提示罪犯作出直接回答。在贝卡里亚看来，讯问应该是盘旋式地围绕事件，而不是直接地就事件交锋。采取这种方式，或许是为了不提示罪犯作出使他直接面临控告的回答；或许是因为犯人不经周折就认罪，似乎违背了他的本性。 [1][P27]
第二，反对在回答讯问之前和讯问中止后要求被告人宣誓
贝卡里亚认为，要求被告人在回答讯问之前必须宣誓以自证其罪的法律规定与人的自然感情相矛盾，“这就好像一个人会通过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毁灭行为变成义务；好象宗教能够干涉大多数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宣誓从来没有能使任何罪犯讲出真相，对此，每个法官可以为我作证。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经验和理性都表明，这种宣誓是何等地徒劳无用。” [1][P29-30]
同时，贝卡里亚还反对这样的规定：“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的交代，只有经中止刑讯后的宣誓加以肯定才生效。”[1][P34] 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为进一步刑讯提供辩护。
第三，反对刑讯逼供
贝卡里亚从奠基于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无罪推定思想出发，坚决反对刑讯。在他看来，“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P31] 刑讯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取消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公共保护。
刑讯当时为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暴行，刑讯的理由是“为了迫使罪犯交代罪行，为了对付陷于矛盾的罪犯，为了使罪犯揭发同伙，为了洗涤耻辱······或者为了探问不在控告之列的另外一些可疑的罪行”[1][P31] 贝卡里亚对这些理由逐一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施加痛苦的刑讯本身就是提示性讯问。刑讯“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实际上就是“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然而“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1][P32] “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1][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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