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简论/秦德良(3)
三、德治与法治之关系
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决定了治理方略的多样化。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二者在内容上相互吸引，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中相互支撑。
（一）相似性
两种治国方略之所以能同存并用，其条件在于它们是相互联系和贯通的，表现如下：
第一，两者都是一种治国方略，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德治和法治在我国都有相同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德”与“法”都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系统，都有规范功能，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二，二者在对象上重叠、相互转换。德治的对象有时可能是法治的对象。理论和实践中，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有时可以相互转换，道德规范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可退而成为道德规范。
第三，两者的治理目的是一致的。法治和德治都是为了使国家得到有效治理，德治重道德教化，法治重法律调整，其目的都是使社会稳定和有序。
第四，德治需要法治维持，法治需要德治做基础和目标。德治缺乏强制力，法治的强制力可以补其不足，但法治的强制力只有符合社会公德，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内心认同，才能发挥其积极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法治没有德治作基础就会蜕变为人治，法治不以德治为目标，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第五，德治的非理性需要法治规范，法治的不周延性需要德治补救。德治强调自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往往会超出道德范畴而构成犯罪。法治也不是万能的，法律一定程度的真空性和功能的有限性，必须由德治来补救。
第六，德治校正法治的善恶失真，法治纠正德治的公平失误。法治以合法为行为标准，德治以善为行为标准，教导人们弃恶从善。当法治之“法”为恶法时，只要道德在社会调整中被重视，与道德善恶冲突的“恶法”会被道德纠正或取消，此即“常情、常理高于法理”。
第七，德治协调法治的利益失衡，法治限制德治的伦理超限。法治重视权利，以利益调整为机制，但必须符合社会公德，以基本人道为标准，平衡各阶层利益。德治重视义务，以善恶为标准，但易超过伦理限度，没有法治的限制，便会失去社会应有的公平秩序。
（二）相异性
第一，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法治属于制度上层建筑，德治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法治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阶级属性强；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阶级属性相对较弱。法治主要靠法律规范的运用和执行，而德治的关键在于道德规范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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