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反恐立法经验/何志远(9)
〔10〕《刑法典》第32条及《民法典》第337条规定了正当防卫，《刑法典》第34条及《民法典》第339条规定了紧急避险权，《刑法典》第39条及《民法典》第340条第3款规定了推定同意。在2001年修宪前，根据前述的条文，执法人员得未经他人同意而进入其住所，以防止作出犯罪，使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免受危险，甚至保护住所本身业主及持有人的利益。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刑法典》第190条(第378条)所定的符合罪状的事实均获得合理解释(此外，尚可就第378条规定的犯罪的符合罪状行为(滥用公务员职务上固有之权力)是否存在提出疑问)。
〔11〕参见《刑事诉讼法典》第256条第1款及第2款。前款规定了本义上现行犯的概念，指出犯罪“正在进行”及准现行犯的概念，即 “刚实施”犯罪。后款规定了推定现行犯(不可推翻)，例如，“行为人在犯罪后被任何人追截，或被发现持有对象或明显流露出刚作案或参与作案的神情。”本人认为，在使拘留具正当性方面，推定属不可推翻，即使随后或许证明被拘留人没有作出或参与犯罪亦然。关于现行犯的法律概念，参见Germano Marquês da Silva, 上指作品第二卷，1993年，第183页及后续页。
〔12〕关于戒严及紧急状态，参见Jorge Miranda，《宪法手册》第4卷，《基本权利》第3版，2000年，第342页及后续页；Gomes Canotilho，《宪法及宪法理论》第6版，2002年，第1085页及后续页；及Gomes Canotilho、Vital Moreira，《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注释》第3修订版，第19条注释，1993年。
〔13〕参见《宪法》第164条e)项、u)项及第165条第1款b)项、c)项。经比照后，令人产生疑问的是仅将刑法事宜纳入相对保留的立法范围内，而其它不太重要的事宜则列入绝对保留的范围。无论如何，将该等事宜纯粹而简单地归入共和国议会的专属权限，剥夺了政府已经少之又少的制定刑事政策的工具(请注意：法院是显然独立的，而检察院是自主的－参见《宪法》第203条及第219条第2款－直至今天，仍经常提及刑事侦查警察的技术自主)。本人认为一种适当的方案就是赋予议会绝对保留的权限，但将提案权保留予政府：政府法律。这种“双重确认” 的严格要求与刑事法律一贯所坚持的是相配合的，并遏止了受传媒推动或为选举而立法的趋势。
〔14〕事实上，1974年4月25日后的暴动或暴动前的情况均于宪法开始生效前发生：1974年9月28日，当时共和国总统Spínola将军面对左派的军事及民众力量，被迫放弃孤立；1975年3月11日，左派力量强迫推行国有化进程及将右派剔除出权力决策中心(政府及革命委员会)；1975年11月25日，主张代议民主制及多党制的人士以军事力量迫使激进左派力量(葡萄牙共产党及 “左翼” 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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