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疏失之探究/秦志旗(3)
例如，2004年3月，来自江苏省阜宁县的孙为祥、江苏省泗洪县的刘彩萍、安徽省五河县的蔡树正等人讨论“如何快速致富”，蔡树正说：“撞汽车倒是一条发财的路子，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规定机动车撞到行人，驾驶员负全责”，并和徐辉组成“撞车小团体”。2004年11月10日，孙为祥闯红灯过斑马线朝一辆别克车撞去，车主李娟束手无策。警方带孙为祥至派出所调查，孙为祥“态度非常恶劣，威胁民警说：‘我被撞了，我是受害人，你们凭什么审查我？我要去法院告你们！’”警方调出了事故路口的监控录像，这才真相大白。（《检察风云》2005年第4期，载《文摘周报》2005年2月25日第16版）
实际上，这起案件并未完结。监控录像能提供的，只是孙为祥撞上了车的画面，只能证明是人撞车而不是车撞人，仅此而已。对于孙为祥是否存在撞车“故意”这一关键情节，却起不了任何作用。孙为祥等人的撞车“故意”（如何结伙、如何商量、如何安排行动等）是因为警方的介入（而警方主要是以监控录像为线索）而暴露，绝大多数交通事故却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可以设想，上述这一切依靠驾驶员能办得到吗？须知，“人撞车”并不等于“故意”撞车，如果孙为祥真正领悟《道法》的“立法意图”，他可以说“我是撞了你的车，但我不是故意的（原因多样，诸如没注意、想问题心不在焉、没想到、没站稳、腿有毛病摔倒了、路面不平、路滑甚至心情不好等等等等，反正我不是故意撞车）；而因为你不能证明我是故意的，所以按《道法》你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并坚持要司机或警方或路人举证其撞车“故意”而不是“自己主动承认”，这个案子如何结案还是未知之数，最大的可能还是司机承担赔偿责任。
类似的案例不难找到。《成都日报》2005年4月14日B3版以《庭审焦点：是不是故意跳车》为题披露，“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２日７时１０分，成都运兴公交公司川Ａ３７０３１公交大客车行至太升路南口处，乘车人陈家尚摔出车外，倒地受伤……法庭上，死者为啥会飞出车外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运兴公司认为，死者是自己掉下去的，是故意造成，而非公交车将其摔出车外。而原告则坚持认为，死者是被公交车摔出车外的，死者准备前往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工地上有老乡在等他，‘他就坐在司机的后面，他是到工地打工，没有到站，不可能提前下车，更不会跳车！’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都提供不出证据，当时的乘客中可能会有目击者，但事情已过去几个月，当时的乘客都已分散，因此很难说清当时陈家尚为何会从车中一头栽下。这分歧交管部门也难断定谁是谁非，最后的认定是：此事故因不能认定当事双方的违法行为及过错，故不能认定当事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事故。最后，法院判决：公交公司为乘客摔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其家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共计６万余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４万元。”本案中，公交公司欲举证乘车人的跳车“故意”，不论其是否死亡，因无从取得乘车人的证实显然不可能成功；而原告的一句“不可能提前下车，更不会跳车！”虽然同样系推论且无旁证，但却“因不能认定当事双方的违法行为及过错”获得诉讼的胜利，这就表明，举证行为人的“故意”确是难事，极不现实，将使举证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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