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源探讨/杨青贵(2)
二．向“劳动者利益”倾斜保护原则。在劳动法律关系中，虽然当事人双方利益仅为相对稳定和谐状态，如果放任双方自由“逐利”，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来讲，其利益之获得难以得到安全保护，所以，为了维护已成“法律利益和谐体系”免受破坏，必须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劳动法中，正式予以体现了。例如：
1.建立工资制度，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津贴制度，在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问题，并对劳动者基本安全利益进行维护，以实现相对弱者的利益。
2.规定了劳动者其他方面的权利，还规定了用工方义务，以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如：劳动者安全制度，女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职业培训制度以及对争议进行处理，劳动监督制度等，
总之，我国劳动者“利益”的保障不仅限于宪法保护，并以基本法，法律及法规规章中都能发现。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更体现了国家法律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实践保护，最终实现“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维护和科学完善。
三．实现主体利益而受义务归制原则。正如作为市民社会表现的民法之安全价值，其基本要求之一，为私域安全，即“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限”（《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方法》 博登海默 邓正来译）。坚决反对一方利益的实现及其最大化以另一方利益的牺牲为基础的“不当行为”。法律在创造和谐而稳定的相对“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时候，必然考虑到人的逐利本性和私性，在法的体系中为关系主体双方（或几方）设定追求各自“利益”行为或不作为的可能性，但是，仅有权利则会产生破坏行为，甚至可能破坏“法律利益和谐体系”，对他人、社会、国家造成无比巨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所以，必须对“逐利”行为进行一定标准的归制，便有了义务之存在必要性，这正是基于维护和完善以一定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法律利益和谐体系”的要求和必然性而存在。
劳动法中，不仅考虑到双方利益的实现问题，赋予了主体相应的行为或不行为的法定权利，并在一定限度内给予自由，如：自由协商等问题，更为了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实现而归制了许多必要义务。力求兼顾双方利益，维护以国家为代表的国家社会利益，不允许“过分”行为的存在与破坏。其实，作为以社会和谐为正常状态的表象的国家社会“法律利益和谐体系”也是劳动法规制的更本，主体的行为自由以法定为限，只能在划定之行为空间作为或不作为，这也是限制较严的！例如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制度正是在维护佣工方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劳动者利益方面进行的保护，属于法定和一定限度内的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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